和周扬夫妇相聚片断

　　一别25年，再次与苏校长见面是1980年8月，我从粤北出差路过北京。当我推开苏校长办公室的门，见到站起来的苏校长满头银发，本就娇小的身躯似乎又小了一圈儿。我的心

　　“我喜欢刘心武的小说《没工夫叹息》。”她轻轻地把手搭在我的肩上。

　　我懂她的意思，强制泪水缩回肚子里，抬眼看她。她脸上的笑容和当年一样，温和、稳重、慈爱……此时我已过不惑之年，却仿佛又回到中学时代……

　　后来我和她走了两站地，回到她家。苏校长告诉我，她每天上下班共走八站路。

　　我们在她家的南书房落座。三面墙顶天立地是书柜。屋中两根圆柱，其一悬挂着条幅，是我熟悉的黄胄画的毛驴。我细致欣赏。“嗯？好像……这里肿了。”我有点心疼地指着毛驴抬起的左前腿膝关节，回头望校长。

　　苏校长神色凝重，只说了两句：“这是黄胄获得解放后，第一次拿起笔画驴。”

　　我明白了，让那段岁月过去吧。

　　后来她把话题转到我的工作上来。之后两年里，她一直关心我的工作落实，并亲自为我引荐。1982年初，当她知道我已调到广东省妇联正在筹办的《广东妇女》杂志（1983年改版为《家庭》）时，来信殷殷鼓励我……

　　1984年6月初的一个上午，我正在编辑部埋头编稿，忽听走廊接电话的人反问：“找谁？找……”反问中重复着我中学时代的名字。我马上奔过去，是苏校长的电话！她来广州啦！

　　下午，我捧着精心挑选的一束花，拎着一匝刚上市的荔枝，疾步去了珠岛宾馆。刚拐过桥，远远看到苏校长站在5号楼前树阴下，正朝我来的方向张望。她显然见到了我，扬起右手摆动。我跑向她，像中学时代那样，站定，鞠躬：“苏校长。”然后把花束举到她面前。

　　她接过花束，先笑笑，接着埋头闻了一会，抬起脸，笑靥很生动。

　　我们上到二楼。苏校长推开她住的房门，高声喊：“起应，你快来看，我的学生用西式礼节来问候我们！”

　　周扬伯伯闻声快步走出他的睡房。端详了我一会儿问：“你是广东人吧？”

　　苏校长马上接过话头：“我的学生怎么是广东人呢？”

　　“你有东北、上海等等地方考来的学生，不可以有从广东考来的学生吗？”

　　我告诉他：“我祖籍扬州，但我本人生长在北京。现在在广东生活快20年了。”

　　“就是喽，生命里一半岁月属于广东了，我说的也不全错嘛。”周扬伯伯抿嘴一笑，有点为自己的眼力得意。

　　周扬伯伯热情而爽朗地说：“哦，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就是不一样。苏校长，你北京的学生，还不会买花看望你吧？”说完，他望着老伴。

　　苏校长立即把花束交到周扬伯伯手上：“你闻闻，多香！”她看丈夫的眼神，温和中有种深情。我望着他们两位，很感动。

　　傍晚我告辞时，周扬伯伯不理我的劝阻，坚持要和苏校长一起送我到楼下，“哎——，校长的先生一定要送校长的学生——”并率先下楼。

　　苏校长脸上浮现出她惯有的笑容。

　　迈出楼门口，两位老人还送。我们走到荷花池畔。满池盛开的荷花，经上午一场细雨，越发娇艳。荷叶上的水珠，在一丝微风中灵动地滚着。没多会儿，荷香笼罩住我们。三人不约而同一次次吸鼻子，会心笑笑。我们又在池边的亭子里小坐，痴痴地享受这片难得的荷花……

　　这之后，我不时在闲暇时去探望两位老人。在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周扬伯伯的许多谈吐很有趣味。

　　一次，他很正经地问我：“苏校长过去对你们厉害不厉害？”

　　我一愣，但很快如实回答：“她是自尊和严谨的，对我们要求也严格。但她又是和蔼的。”

　　“嚯，你看，当着你的校长，不敢正面回答，绕大圈子哪！”

　　8月下旬的一天，苏校长语气沉重对我说：“昨晚，你伯伯在卫生间跌倒过。”

　　那天，我发现周扬伯伯神情有些呆滞。后来的几天，话越来越少，以至无话，只是面无表情地默默坐着。治疗的效果也不明显。苏校长心里自然焦急，但她依然尽力镇静。

　　这时期，我有机会得到有关部门签发的证明，去深圳沙头角购物。我从那里买回一种当时的稀罕食品，香港生产的“无花果干”，把它送给周扬伯伯。

　　他像个听话的孩子，伸出左手，接住我倒在他手心里的无花果干，右手捏起几条，慢慢放进口里。一次，一次……他很快就报销了一小袋。这时，苏校长一言不发地看着老伴。我既欣慰，心里也有点酸楚……

　　周扬伯伯有时清醒，目光也有神采。这天我去，对苏校长说：“晚上礼堂放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和《两个少女》，你想不想去看？”

　　苏校长默默摇头。

　　周扬伯伯开口了：“我想去看。”他的语气是坚定的。

　　晚饭后，秘书有事，只是我陪周扬伯伯去。

　　开始我一般用力地搀扶着他走，越走我越觉得必须用力再用力支撑着他。一度我担心我们会倒下，路上没什么人。我使出吃奶的力气架着他那“半壁江山”，很快大汗淋漓。我们在电影刚开演时胜利地迈进礼堂。周扬伯伯示意我不要找位子，他是怕惊动观众，我们顺势坐在了后面。借助微弱的光线，我见他神情立刻进入了剧情。放映下部《两个少女》前的短暂间隙，有人发现了他，执意请他坐在中间的沙发上。他谦让着不肯去，最后只往前稍微挪了几行。散场后，我们有意慢些走，这时一些认识他的人凑近，向他问候，他都很清晰地表达了谢意。回住所的路上，我有意不和他说话，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步子上。当我把他老人家搀扶进5号楼的住房，我的一颗吊起来的心终于回到了原位。

　　两三天后，我得知周扬伯伯马上要回北京治疗，这是9月初。

　　苏校长对我说：“你到北京，来看我吧。”

　　10月10日左右，我去了苏校长家，知道周扬伯伯回京在家只住了三天，就住进了北京医院。之后的四年多，我曾随苏校长两次去医院探望周扬伯伯。1989年7月1日他逝世了。我不止一次想过：那次我搀扶他在广州珠岛宾馆中心礼堂看的两场电影，应是他自担任我党宣传、文化工作领导以来，惟一的一次以一个普通观众身份看的电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