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清廉刚正”，离任时环卫工人“呼啦啦跪了一片”为之送行的宿青平，近来却遭遇了公众白眼——这位山西临汾市尧都区现任区长，“力排众议”，在辖区内斥巨资修建了“天安门”、“天坛”、“中国第一华表”，以及比法国凯旋门还高出40厘米的华门。宿青平振振有词地说，“临汾市的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也看不到天安门，给老百姓建一个天安门难道不行吗？”（2005/11/16《中国青年报》）。
据统计，全国662个城市、两万多个建制镇中，约五分之一存在这样的“形象工程”。当然，各地争建广场的用心良苦，有的要饱一饱大伙儿的眼福；有的则要官员自个儿看了气派；有的意在彰显政绩，执政有大手笔，发展有大气象；有的旨在招商引资，展示一下地方实力。至于城市广场究竟为何物，有何功能，如何定位，谁也不会计较。可能谁也不会在意，最早出现于古希腊的广场，它的功能只不过是人们进行户外活动和社交的场所而已。
笔者认为，对城市广场的最大要求，就是实用。闻名全世界的纽约时代广场只是狭小的一块地段，也就是七八条马路汇总的一片空地。纽约人每年12月31日在这里庆祝新年，甚至聚集了几十万人，市民的感情和思想得到自由奔泻。这才是真正的广场意义。然而，现在国内的不少广场却远离市民，大多作为政府大楼的配套设施，徒有“好看”而已。河南省太康县城的广场有400余亩，当地人问：“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我们县的广场大？”辽宁省某贫困县也有个“世纪广场”，耗资800万元，财力所困，设计的绿化带里种不起草，改种了冬小麦。更可笑的是有的城市只有5万人口，却要修建能容纳6万人的大广场。
广场作为组成一个国家市民社会必不可少的部分，缘何变了味，颇耐人寻味。如果说，国外的广场或者本义上的广场作为公共设施，体现了文化共享与文化参与，那么，我们的城市广场无疑打上了“官本位”意识残留的烙印，加上民主监督的缺位，城市广场早成了一些官员炫耀财力、用以展示政绩的工具，是有悖于党的执政理念，违背民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