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叫苦 执行手段穷尽怎能说司法不公

　　11月19日一早，记者就坐在陕西省延川县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封永安的办公室里，请他谈谈县法院的执行工作。

　　延川县是个贫困县，每年需要执行的案件有一百二三十件，标的都不是很高，可总有一二十件案子执行不下去。这就是说，每年总有一二十个当事人要拿着法律白条过年。虽说钱不多，可笔笔都与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

　　封永安正要给记者细说院里的执行工作时，办公室的门被人敲开了。封永安对记者说，这就是个被执行人，案子判了快一年了，就是执行不下去。那人叫梁安平，是县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今天来，是封永安约他来谈执行工作的。

　　梁经理的案子咋执行

　　梁经理的公司是个改制企业，改制前叫延川县农机公司，是个国有企业。1996年和1998年，当时的公司领导以公司办公楼作抵押，分两次向县农业银行贷款20万元和50万元。1999年企业改制后，这两笔贷款就转到了梁经理的县农业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头上。2003年，县里规划要建个广场，那座作为抵押物的大楼刚好在拆除的范围内。拆的时候，银行的人两次到拆除现场阻拦，也没拦下。

　　银行贷出去的钱，不能说收不回来就收不回来。于是，银行就找梁经理的公司要账。梁经理的公司效益也不大好，70万元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利息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梁经理的公司没能力偿还。于是，县农行于去年10月以借贷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梁经理的公司偿还贷款70万元及利息。去年12月，法院判梁经理的公司偿还县农行的贷款本金和利息。连梁经理都认为这判决公正，没说的。可是，让他上哪儿弄那些钱呵！政府凭什么拆了楼还一点儿补偿都不给？今年4月，县农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可梁经理的公司实在没有可以执行的财产。梁经理能做到的就是有个好态度，执行局的封永安局长随时都可以找他，和他谈执行问题。

　　记者问封永安，这案子咋执行？封永安说，想办法吧。再问，啥时能执行？封永安摇摇头，没有回答。

　　乡政府和村委会岂能搞特殊

　　封永安说，他来执行局工作以来，难以执行的案子中，涉及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占了不少。这些案子多是拖欠工程款，或者不还吃喝费的案子。

　　王建华是个小商贩，在县城开了家烟酒店，平时做的都是两包烟一瓶酒的小买卖，土岗乡政府和文安驿乡政府的领导只要进城总要光顾他的小店。只是这些领导从来不付现金，装好烟，提上酒，留下一句话：还是记账，给你签个字儿，没不了你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记账的传统却没变。直到有一天，王建华的生意周转不开了，他这才打算收账。清了清账目，两个乡政府各欠他一万多元。这两万多元钱在2001年的陕北川道上，对于一个小商贩可是笔不小的数目。他去找那些赊过他烟酒的领导，前任的让他找后任，后任的说，前任的账他不清楚，都是为公家做事，不会赖账的。话是这么说，可谁也不真掏哪怕一分钱。

　　2001年9月，王建华将两个乡政府告到了法院。两个乡政府也都认账，法院便判他们偿还王建华的烟酒钱。可是判决生效后，两个乡政府就是不履行判决。理由就一句话：没钱，咋还？

　　接到王建华的强制执行申请后，执行局分别派员去这两个乡政府做工作。可是，乡领导还是那句话：没钱，咋还？法院只好冻结了他们的银行账户，准备从银行直接划出钱，还给王建华。

　　没等划出钱，县领导的电话就追来了。你法院怎么能冻结乡政府的账户？冻结了，乡里干部的工资和福利咋个解决？快快解冻。封永安不能不听县上的话，可判决不执行怎么体现法律的公正和尊严？于是，县法院提请中级法院提级执行，以避开地方的干扰。

　　后来，中级法院指定延长县法院来执行这个案子。结果人家三下两下就把这个案子执行了。

　　单位不清楚协助执行义务

　　封永安说，这几天，执行局正在执行一个负连带责任的赔偿案，可有义务协助法院执行的单位领导不懂法，法院判决没能执行。

　　林业局的司机交通肇事，法院审理后，判决林业局赔偿受害人8万元，肇事司机赔偿受害人2万元。因肇事司机没钱赔偿，林业局要负连带责任。执行局派员去执行林业局的账户时，有义务协作的单位———县会计结算中心不让执行局法官划款，尽管法官出示了相关的法律文书，而且根据有关规定，协助执行单位接到协助执行通知等相关法律文书后，有义务协助执行人员工作。县会计结算中心负责人说，林业局该出的钱出了，凭什么判司机个人该赔的钱要单位出？执行法官给他解释负连带责任的相关法律规定。哪知道这领导听了后说，你讲的，我们解不下(理解不了)，等几天，我们解下了(理解了)再说。已经过了好几天，直到11月19日记者来的这天，会计结算中心的领导还没有解下什么是连带责任，因此款子自然也不能划！

　　不能说法律不公正

　　案件胜诉了，判决就一定能执行么？封永安说，不一定。案子胜诉了，只是表明法院确认了你的这种权利，能不能执行，还要看被执行人有没有履行判决的能力。因此，这个风险责任应当由申请执行人来承担，而不是由法院来承担。

　　封永安说，早些年在执行马家河乡中塬村高春梅与高海林、高世杰故意伤害案的过程中，依据法院判决，高海林的父亲高世杰应赔偿高春梅各项经济损失七千多元。可是在执行时，高世杰因经济困难无钱履行，同意将自己的三孔窑洞及果园以物抵债或托管经营若干年，而高春梅坚决不同意，坚持只要现金不要财物。执行期间，执行法官先后进村11次，对高世杰司法拘留3次，对高海林司法拘留1次，穷尽了执行手段，只执行了1500元，能说法律不公正么？因此，当事人在打官司的时候就要考虑对方有无最终履行判决的能力？要根据对方的情况考虑诉前保全和诉中保全。这就是风险意识，打官司就要有这个风险意识。因此，判决成为一纸空文，不全是法院的问题。

　　很多人有这样的观念：法院的判决要百分之百地执行，才能体现司法公正。封永安说，不是这样的，应当是，只要法院穷尽了执行手段，法律就是公正的。

　　判决难执行问题出在哪儿

　　封永安认为，执行局设在法院内部，起不到对审判的监督作用。比如，在执行某一起案件的判决时，执行人员可能认为审判人员判的案子有问题。要不要监督？都在一个院子里办公，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就你水平高？一般执行人员遇上这类的事也就过去了，就是提出来了，还要通过院长启动再审程序，过程很复杂，有多少人愿意找这个麻烦？因此执行局的人事关系还是垂直管理好，但这是体制问题，不是说变就能变的。

　　还有法律滞后的问题。目前执行工作的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些法律和规定对于解决执行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还是不够的，所以应尽快出台强制执行法，以解决执行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