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到了日本秘密档案（口述历史）

　　杨觉勇教授，1920年出生，美籍华人，二战期间曾在中国外交部负责对日工作，现为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1948年，时任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的杨觉勇先生，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二战后被运往美国的日本秘密档案，他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国民党当局，但这一信息并未受到他们的重视，这批秘密档案随后被日本人运回国内，让中国人错失了一次揭开众多历史谜团的机会。近日，杨老应本报之邀，讲述了这段尘封近60年的往事。

　　华人学者调查日本秘密档案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迅速占领日本全境，并把日本的一些重要档案运回美国进行研究。1948年，这些档案经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处理后移交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

　　当时，我正在乔治敦大学教授日本历史，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即申请对这些档案进行研究。因为，在我心里一直藏着一个秘密。1937年，我随当外交官的父亲在日本生活，当时我即将报考大学，正赶上“七七事变”爆发，许多在日本的中国学子纷纷回国抗日，我也想跟随父亲回国，投入到抗日的队伍中。然而父亲对我说：“你回国不过是多一个兵，如果你留下，上日本最好的大学，好好研究日本，判断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能维持多久，找出如何使日本不再侵略中国的办法，这样或许对中国更有帮助。”父亲的话我一直铭记在心。听说美国得到了日本的历史档案，我心里十分高兴，因为这给我研究日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经过一番周折，我的申请终于获得批准。当时，这些档案存放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仓库内。当我来到存放秘密档案的仓库时，惊讶地发现这批档案数量惊人，竟有7000多立方米。我随手拿起一份档案，只看了几眼就感到，这些资料货真价实，价值巨大。仓库里堆放着的是日本军队自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2年间的几乎所有重要档案。其中还有“731”细菌部队的档案资料。

　　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些珍贵档案尽快整理和保存下来。因为这些档案详细地记载了近百年间日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彻底剖析日本近现代发展变化的珍贵资料。如果中国能获得这些宝贵的资料并进行大量研究，那么我们就能全面了解和掌握日本近现代的发展过程，对中国今后处理对日问题等方面有着极高的参考价值。

　　懦弱的国民党官员错失解剖日本历史的机会

　　从仓库出来后，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迅速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费正清和以及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等大学的知名教授取得了联系，联合向美国政府提出对这些档案进行学术研究和整理。

　　由于这批档案实在太多，我们的经费和人力有限，档案的整理工作进展缓慢。于是我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希望聘用中国的历史学家参与有关整理工作。中国学者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寻找对中国最为有利的资料和数据。这些资料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战争责任、战时中国军队的贡献、战后赔偿等许多问题都十分重要。

　　遗憾的是，当时国民党当局主持对日外交的官员对我说，中国对日本不念旧恶，无须搜集这样的资料。后来我才明白，当时蒋介石政权完全听从美国，根本不敢在对日问题上有自己的主张，认为这种事情完全是在“给政府添乱”。就这样，一个了解日本的绝好机会被错过了。

　　出于冷战需要，美国竟把档案交还日本

　　战后，日本政府一直要求美国将这些档案归还给日本。当我和一些美国学者们开始对这些档案进行认真研究和整理时，一些亲日人士向日本政府通风报信。日本政府立刻加大了向美国政府的交涉力度。日方强调，这批档案不属于战利品，美国应尽快归还给日本。由于当时冷战已经开始，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政府的立场出现了动摇。

　　为了阻止这批档案被日本人拿走，我多次找到美国政府官员理论。我质问他们，二战后美军也把德国的档案搬到美国，一直未予归还，为什么日本的档案就要归还？然而充满冷战思维的美国官员根本不讲什么道理，他们最终同意了日本人的要求。

　　美国政府的决定令日本人大喜过望，他们立即行动起来。1958年，日本人专门派了一艘大船来到了巴尔的摩港，他们调用十几辆大卡车，以最快的速度将所有档案资料装船运回日本，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批资料被日本人运走。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将这些档案看得很重，他们要拼命掩盖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档案运回日本后，其中许多重要档案都被永远地束之高阁，不允许任何外人调阅。此后，我几次去日本查阅相关档案，均遭到拒绝。足以看出，日本人做贼心虚。

　　秘密档案揭发日本罪行

　　在日本人拿回档案前的那几年里，我通过微缩胶片拍摄到了5%的档案资料，这些珍贵的资料对我日后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根据这些资料发现了许多历史线索，并先后几次前往日本收集有关资料，写了几本书，其中一本叫《南满铁路调查部的研究》，书中详细记录了日本利用南满铁路进行大量情报搜集活动的史实，暴露了日本欲侵呑中国的野心。这本书出来后，日本政府很紧张，右翼分子也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出版有关这条铁路的文章和书籍，试图“以正视听”。但我书中所写的内容完全是建立在大量原始资料和第一手采访的基础上，日本人根本不敢与我面对面地交锋。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无知与懦弱，中国与这批珍贵档案失之交臂，使得许多本该揭开的历史谜团又被日本人掩盖了起来。▲

　　布达拉宫上空的谍影（连载）

　　（一）最早进入西藏的西方间谍

　　樊繁章立

　　编者按：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之前，西方列强为染指中国领土西藏费尽了心思。英国、俄国、美国等国更是派遣了大量间谍潜入这片雪域高原，为实现自己的野心收集情报。从这期开始，本报推出连载《布达拉宫上空的谍影》，全景式地展现1774－1949年间外国间谍在西藏的秘密活动。

　　孟加拉总督派“西藏通”来华探路

　　16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抵达印度西海岸，开始了大英帝国征服亚洲的计划。随着整个印度的陷落，英国殖民者又将罪恶的目光投向了喜马拉雅山麓另一边的中国领土———西藏。

　　1768年2月16日，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给当时的孟加拉总督发文称：“我们希望你竭尽所能获取有关西藏、拉萨和中国西部的情报。”

　　1774年，沃伦·黑斯廷斯接任孟加拉总督，此时正逢西藏藩属不丹与孟加拉土邦库赤·贝哈尔发生冲突，黑斯廷斯派军队介入冲突。同年，六世班禅派遣特使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礼物来到印度，希望黑斯廷斯放下屠刀，居中调停，避免生灵涂炭。黑斯廷斯得信后不禁大喜过望，认为这是进入西藏的绝佳机会。于是，黑斯廷斯任命自己的亲信乔治·波格尔为特使，英国医生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其助手，前往西藏。波格尔是苏格兰人，23岁时受雇于英国东印度公司。1770年抵达印度加尔各答，由于他经常和西藏人打交道，成了英国人中著名的“西藏通”。有人曾这样评价说：“他(波格尔)是在印度的少数英国人中长期和西藏人接触过，并且了解西藏特性的权威。他是个优秀的观察家，具有模仿西藏人行为的才能。”

　　英国人两次被拒入境

　　波格尔动身前，黑斯廷斯特别指示他，“你出使的主要目的是开辟从不丹到拉萨以及西藏最远方的商业联系”；争取前往拉萨，与西藏地方政府建立“联系”；搜集与西藏有关的政治、经济、物产、风物等方面的情报；携带英国货物清单，试探英国商品在西藏销售的可能性，并在沿途收集牦牛、核桃、人参等英国人感兴趣的货物样本，搜集中国内地、西伯利亚、克什米尔等地的情报。至于波格尔滞留西藏的具体时间，黑斯廷斯没有具体规定，只要求尽量拖长停留时间。

　　1774年5月，波格尔一行离开加尔各答，沿古代商路一路北上。就在波格尔一行满心欢喜地到达不丹时，见到了在此恭候的六世班禅的特使。班禅的特使交给了波格尔一封用波斯文写的信，明确告知他：西藏是大清领土，禁止任何外国人进入，这也是大清皇帝的意思。还没进入西藏，波格尔就碰了个软钉子，他并不甘心，于是动员当地土王德布王游说班禅。德布王早就对英国人在南亚次大陆横行霸道痛恨不已，劝波格尔放弃这次行动。接连两次碰壁后，波格尔恼羞成怒，派被东印度公司收买的印度僧人普南吉到日喀则活动，声称公司已按班禅的请求从不丹撤了军，缔结了和约。如果班禅拒绝了公司的“友好”表示，公司将考虑对不丹重新使用武力。权衡再三，班禅最终同意波格尔到日喀则。

　　英国特使忙着收集情报

　　1774年11月，长途跋涉半年多的波格尔一行终于抵达了日喀则。几天后，波格尔在日喀则郊外的南木林觐见了六世班禅。尽管波格尔巧舌如簧，但六世班禅始终没有允诺与英国通商。

　　为赢得六世班禅的信任，更为了他们不可告人的秘密使命，在日喀则逗留期间，波格尔一伙穿藏袍、学藏语、喝酥油茶、吃糌粑，并利用各种机会深入藏民家中，观察藏民的家庭组织和婚丧嫁娶等习俗，并加以详细记录研究。此后，波格尔等人还想前往拉萨活动，但西藏官员此时已获悉了他们的间谍身份，严禁其进入。波格尔的间谍之行以失败告终。虽然波格尔打开中国后门的目标没有达到，但他根据第一手资料撰写的有关西藏情况的书，成了日后欧洲殖民者研究西藏的标准教科书，波格尔也成了第一位进入西藏的西方间谍。

　　1775年4月，波格尔一行离开了西藏。临行前，六世班禅特意交给他一封致孟加拉总督黑斯廷斯的信，郑重声明：西藏处于中国皇帝的绝对统治之下！▲（未完待续）

　　英国人绘制的西藏地图，左上角为波格尔画像。

　　《环球时报》(2005年11月30日第二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