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泓：收藏近代影像中国

　　■书房主人

　　沈泓

　　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在世界各地讲学和访问之余，遍访哈佛、芝加哥、多伦多、伦敦、牛津、香港等地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收集到大量近代

　　沈泓专注于收藏近代中国的影像资料，他认为由西方人记录近代中国是一种独特的历史视角。

　　沈泓收藏的19世纪英文版《万国人文志》。

　　由19世纪西方摄影家拍的图片书籍《中国》。

　　民国三年出版的《中西四书》。

　　这本介绍中国的外文书中拍摄了沈泓家乡的小桥。

　　人生就会迷恋一些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譬如我们是谁？从哪里来？这些问题吸引人们去追寻“文明的历史”：每每挖出一个古文化的遗址，人类都会一边惊喜地审视着那些原始的器具，一边在头脑中尽情描绘先祖们的工作生活情景。到了有文字可追溯的年代，文字既制约着人类的想象力，又因其抽象性促使人们的想象力驰骋。而自从摄影术发明之后，照片就成为了历史最重要的“证据”。影像令历史变得似乎可以触摸———沈泓大约是国内收藏“西方人记录的近代中国影像”最齐全的一位学者，而且他所存的老照片大部分都是中国难得一见的珍贵记录。

　　丢失了的玫瑰花

　　从1981年迄今，沈泓的正职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与博士生导师，教授学生版本目录学，研究“书是怎么发展的”。1991年，北大图书馆90年馆庆，发现解放后少有人借阅馆内所藏的西文善本，因而需要有人来对它们进行整理。学外语的人都不会单单学一门英语，沈泓更是掌握了拉丁语、德语、法语等多门语言，这种语言上的才能、加之他研究的领域正是目录学，所以天时地利人和地成为了整理这些西文善本的不二人选。

　　这件工作花费了沈泓半年的时间，却让他“无心插柳柳成阴”地领略到了大量的图片，因为西方人比中国人更早地热衷于图文并茂。当历史以日常的生活的图像呈递到我们眼前时，我们更能感受那种血脉同宗的亲切。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沈泓开始被图像的魅力所吸引。而且，从西方人眼中看清朝末年的中国，更别有一种独特的视角，尤其是清朝末年的官方历史很多都不足信，外国人的记载还相对客观一些，更加引发了他大量搜集“西方人记录近代中国”的图书的愿望。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沈泓到国外生活了六七年的时间。再次回到北大时，他惊讶地发现当初他所整理的那批西文善本中有些图书丢失了，还有一些图书因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而又被多次借阅，部分书页都受损脱落了，这些都十分可惜。

　　而更令沈泓深感叹惋的是，当年有人曾送《雪莱诗集》给燕京大学，有借阅者后来到雪莱墓前采摘了一朵玫瑰花别在《雪莱诗集》的书封上，沈泓第一次整理善本时，这朵小花尚在，但等到他1998年去看时，发现这本书的书封已经被损坏，连带地那朵玫瑰花也不见了。

　　“不能再随便把这些书外借了！”沈泓向北大图书馆提议，也终获采纳。虽然，图书馆的宗旨是分享知识宝藏，但像这种古老的版本就另有它值得珍藏的价值了。

　　不费一文得五六百本图书

　　知识就是金钱———沈泓老师在牛津大学买书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道理。话说1988年，沈泓到英国去读北京大学与牛津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学位，因为这是国家公派的名额，所以他也像其他普通留学生一样，没有多少余钱买书。

　　牛津大学有40个学院，到处都是买卖旧书的地方，既有规模很大的旧书店，也有摆地摊卖旧书的。沈泓到处去逛旧书店，终于让他发现，因为各个书店都是自己定价，而且不同的书店与书摊有不同的流通状况，可能在某处能够以极少金额买到的图书，另一处正在花比它高得多的价格收购。

　　虽然这个现象也能够被许多其他买不起图书的留学生发现，但沈泓自有别人所不及之优势，因为他是研究版本学的，所以他知道哪些书有价值，能够卖得起价钱。

　　挣得这次差价之后，他再去买他想买的图书。一年下来，竟然不费一文地拥有了五六百本图书，得靠集装箱才能运回国内。

　　沈泓说，这种“倒卖”行为必须发生在有很多好的旧书店的大学集中地，当年牛津大学周围就有20多家旧书店，而且这些书店都各有特色，分别经营不同领域的图书。

　　还有一个救世军书店里经营的图书全是社会人士捐赠的图书，因此价格卖得会比其他任何一个旧书店都便宜。沈泓常常到这个书店里，运用他那经过训练的慧眼，淘出好的图书，转手卖到其他的书店。

　　当然，这都是当初身为国家公派留学生时为金钱所困的不得已之举，后来再出国时便无须此种“贩卖术”

　　了。只是，每次出国回来，书都会成为严重超载的行李，托运又太贵。迫不得已时，沈泓便在机场找几个中国留学生帮忙，请他们每个人都帮他分担几十斤的图书，运上飞机带回中国。

　　三岁的记忆在国外找回

　　整个民族浩瀚的文明记录中，最令一个人感到莫大亲切的当然是关于他们家乡的文字与影像，尤其是那些曾经生活过、留存在记忆里、而在现实中又已经消失了的场所。

　　沈泓是杭州人，而且就生活在运河边上。在国外时，沈泓刻意搜集了许多有关杭州的书籍，当年因为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到了杭州，很多传教士曾经特意来到杭州，并把他们的所见所闻用文字与图像记载了下来。

　　90年代中期，沈泓携妻子去英国一个名叫“布里斯托尔”的小城市的大学做访问教授，因为是半夜抵达，一大早他们夫妻二人趁着明媚天气在大学附近悠闲散步，偶然发现了一家小小的旧书店，沈泓随口问老板有无描写中国城市的书？老板点点头，递给他一本书，沈泓翻开看到第一张照片时，便觉一股熟悉的气息迎面扑来……

　　童年留给沈泓最远的记忆是发生在他三岁时的一个白日里，父母突然决定带他们几个孩子出去玩，他感到特别高兴，就一个人跑出巷口去等家人。他不记得，为什么他会一直站在巷口的桥上看桥下流动的运河水，只知道是等了好几个小时都没有等到父母，孰料父母那边厢正焦急地四处寻觅他而不得。

　　这一次意外失踪给沈家大大小小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以前那些贴着运河水建起来的白墙房屋被拆，运河变成了小水沟，见证了这出有惊无险的意外的小桥也变成了马路，江南特色的一切景色通通变成了高楼大厦。

　　而仿佛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沈泓无论如何也不能够想象得到：事隔数十年之后，在到达异国小城第一天，他遭遇的第一张照片就是那座小桥———他三岁时曾经带着满腹疑虑站在上面，凝视脚下运河长达几个小时的小桥，是一位家里有好几代都在中国做过主教的英国人拍下了它。

　　书店老板开口便向他要价20英镑，20英镑买一本书无论如何都太奢侈。沈泓犹犹豫豫地走出店去，又马上返回，因为他深知，如果错过购买这本书的机会，他会一直不停地后悔下去。

　　沈泓老师说，他马上就要回到家乡去教书了，北京的书该如何运到杭州去又是一个难题。我不知道，在他的心里面，到底是影像中的杭州旧貌还是现在繁华的杭州城会更令他有归属感？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刘晋锋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郭延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