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防治：让传媒审视自己

　　“如果你是艾滋病感染者，因为媒体报道给你带来歧视、羞辱，带来痛苦和恐惧，你会作何感想，你又会怎样去面对？”

　　晓从（化名）就经历过这样的痛苦。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今天，更多人的目光在关注艾滋病患者。从中国报告第一例

　　２００３年，晓从应某省级卫视邀请，到其“真情告白”栏目做了三十分钟的节目。那天节目的主题是“相互关爱，共享生命”。那时的晓从，只想到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关心艾滋病感染者，却没想到要怎样保护自己。节目播出时，电视台没有对画面进行特殊处理。在外省做完节目返回昆明，他的生活仿佛一夜之间全都改变了：好朋友在电话里冷漠地说，“原来你是艾滋病人”之后再无音讯；同事纷纷疏远他，随之遭受的歧视、不公和一连串的痛苦可想而知。

　　“媒体的报道曾给你的心灵带来创伤，那你今天为什么还愿意面对这么多媒体？”我问晓从。

　　“正因为我经历了这些痛苦，并在痛苦中学到很多东西，我才想再次面对媒体，以我的遭遇告诉媒体，不能为了提高媒体收视率和可读性，而不考虑艾滋病感染者的后果和感受，忘记了媒体的责任和良心。我们需要媒体人平等的关注和换位思考，需要你们真正的尊重和理解，而不是让我们成为曝光的对象和揭秘隐私的素材。”

　　艾滋病防治中，记者比医生的作用更大。因为媒体报道会给公众留下对艾滋病人的总体印象，也会影响这一群体人的生活甚至是命运。

　　——前景集团高源博士

　　高源博士是前景集团政策项目中国总部的首席代表。他积极参与的政策项目，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艾滋病合作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今年１月正式启动。这一项目的目标是通过与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致力于改善政策环境，以降低艾滋病在云南的危害。

　　高源博士说，他没有学过新闻，对媒体也没有专门的研究，但他所从事的工作让他了解到，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会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有时也会带有偏见，而这些文章和报道会给公众留下印象，会影响他们的认识和行动，也会给艾滋病人及感染者带来不公和痛苦，甚至影响他们的命运。

　　高博士指出：耻辱和歧视是艾滋病防治的软肋。国际经验已经证明，哪个国家和地区对艾滋病的耻辱和歧视越严重，防治艾滋病的工作就越难做，成效就越差。因为耻辱与歧视使目标人群转入地下或远离社会主流，很难得到应有的宣传教育和服务。找不到目标人群，我们又怎样帮助他们并防止艾滋病感染更多的人。如果媒体能和全社会共同努力减少耻辱和歧视，营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才有可能愿意站出来，接受教育和帮助，甚至主动帮助政府更有效地制订和实施艾滋病防治措施，更好地应对艾滋病。

　　会间休息，高源博士给我讲了一个他在澳大利亚听到的故事：澳大利亚有一个５岁的小女孩不幸感染上艾滋病。幼儿园在众多家长的抗议下请她回家，社区的人也极力反对她全家继续入住。他们搬至另一个社区，但由于媒体的持续关注和连续报道，这个社区的人知情后也抵制他们入住，这家人陷入深深的痛苦中，为孩子的未来担忧。消息传到新西兰，新西兰一个社区写信给这家人，欢迎他们全家入住。小女孩到达时，受到这个社区人的夹道欢迎。在这里，她每天都能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正常平等的关怀和温暖；每一个生日到来时，社区都会为她开生日Ｐａｒｔｙ，邻居们都会拥抱她，祝福她，在这个充满人文关怀的爱心社区，这个女孩至今还快乐地在那儿生活着。当这个消息在澳大利亚媒体刊播时，引起了公众的普遍关注和反思，也让原来和小女孩生活在一起的人感到惭愧。

　　高博士说，你看媒体和公众的立场和态度有多重要，它决定了那个女孩的命运，影响着她的生活。所以媒体人特别需要不受自身的偏见所左右，持续地关注、学习，持续地用情报道关于艾滋病的人和事。

　　我是一个感染了艾滋病毒２０多年的人，向媒体公开个人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媒体耸人听闻和带有偏见的报道会损害我们感染者的生活，而且会阻碍社会建立共同理解和采取共同应对措施的进程。——艾滋病感染者大为（化名）

　　当这个老外走进我们媒体研讨会的时候，大家的目光自然都转向了他，他的微笑和自信让我们觉得亲切，以为老外是同行。

　　直到他走上前台，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与艾滋病毒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而且作为这个政策项目的工作人员，已经在越南工作生活了三年。

　　他在“冲突和共识：与艾滋病相关的耻辱和歧视中的媒体作用”的发言中指出：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而言，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所引发的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审慎的和具有关于艾滋病良好知识的媒体有让人们采取行动的力量。但耸人听闻的和带有偏见的报道会损害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生活，并且会阻碍社会建立共同理解和采取共同应对措施的进程。

　　那么关于艾滋病，媒体的责任是什么？

　　大为说，在上世纪八十年晚期，他就在澳大利亚就艾滋病问题和媒体打交道。当时艾滋病常常以耸人听闻的方式成为头条新闻，而且媒体总是忽视对个人信息进行保密并使用关于艾滋病耻辱的字眼和句子，死亡和邪恶的主题在媒体占据了主体。这些报道、这些耻辱和歧视影响了公众，一方面把感染者和危险人群孤立起来，使他们远离他们所真正需要的服务和信息，并且在一般人群中造成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提供治疗的人员无法寻找预防、关怀和治疗的人群，也不能触及那些对艾滋病这一流行疾病最为重要的社区和人，最终没有能力去形成有效的应对措施。

　　大为以其所亲历的事实表明，媒体在支持国家有关艾滋病的信息传播和意识提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还能为在社区中讨论艾滋病问题和尊重感染者和病人创造一个有利环境，这就需要媒体从那些受艾滋病影响最大的人的视角去看问题，需要对感染者和病人面临的问题进行更加平衡的描述，需要改善媒体对艾滋病报道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因为媒体影响个人行为从而拯救生命的力量不容低估。

　　人性中美好的品质具有超凡的力量，她可以帮助人类战胜自身弱点，消除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而主动接纳比排斥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我在报道中着力挖掘这一主题，期待受众从中得到积极的信息，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这一主题也是国际社会对防艾的最新思路。——《中国妇女报》驻云南记者梁苹

　　《中国妇女报》驻云南记者站记者梁苹的观念转变，也是经历了曲折起伏的过程。

　　上个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媒体开始对艾滋病进行报道，但舆论给公众的感觉是“那是外国人得的病”。１９８９年，梁苹第一次写有关新闻是参加了云南省公安厅的一次新闻发布会，那时的新闻环境并没有容她去探究什么。９０年代开始，她陆续走进强制戒毒所、治疗社区，那些破罐子破摔的吸毒者使她感到厌恶，心理上更是万般地排斥。

　　直到她认识了一批工作在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并开始采访正在实施的一些国际项目。采访中，梁苹接触到了最新的理念和方法，亲眼看到“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的理念被有形地体现出来。当参加项目的孩子和艾滋病感染者紧紧拥抱，当孩子们把相关知识和平等、关爱的理念带回家，让父母一起参与防治艾滋病的行动中，她真切地感受到这些项目为塑造孩子健康人格打下的基础和减少社会歧视所作的努力。梁苹渴望接近这个群体的想法萌发了。

　　１９９７年，她以“新学员”的身份到一个戒毒治疗社区生活在了整整一周。在那里，她强烈地感受到他们那种深刻的自省和彻底摆脱毒品，做一个正常人的渴望。她在思考：谁能保证自己永远不犯错误呢？犯了这样的错误就该永远没有改正的机会吗？我们除了歧视就不能再有别的态度吗？

　　在采访我国精神病学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万文鹏时，万教授的一席话给了梁苹很大的启示。万教授说，我国在消灭麻风病中有很多可以吸取的经验和教训。开始，出于对麻风病的恐惧，采取强行集中，画地为牢的做法，激起病人愤怒。后来采取人性化的做法，将治疗和关爱结合起来，使麻风病及其家属得到生活保障，从而有效控制了麻风病蔓延。是啊，人和人之间是应该多一些理解，主动接纳比排斥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对艾滋病的歧视只会把这个人群推到对立面，使他们失去战胜疾病的机会。只有社会的每一分子携起手来，共同应对人类的敌人，才能真正战胜疾病。

　　梁苹又一次走近艾滋病感染者，她这次采访的是我国最早报告发现艾滋病的村子。早在１９８９年，这里就发现２２名感染者，９年后１６人离世。但让她感到震惊的是，在这个高密度的艾滋病感染者村里，人们竟能坦然地面对，村民们从不孤立、排斥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相反人人都会去关心他们。生活在这个充满温情的环境里，艾滋病人都不自暴自弃，还会善待身边的人，村里没有一例感染者的伴侣被感染，感染者始终坚持使用安全套保护他们的妻子。这个在外界看来是洪水猛兽的村子至今保持着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人性中美好的品德具有超凡的力量，它可以帮助人类战胜自身的弱点，消除对疾病和死亡的恐惧”，梁苹对此有很深的体会，并把视觉放在这个层面，在报道中着力挖掘这一主题，期待着受众能从中得到积极的信息，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关爱这一特殊的群体。同时，她的反映艾滋病问题的专著《走出边缘》出版，并获得中国青年读物二等奖。

　　谈起这些年采访艾滋病患者的独特经历，梁苹感到她最大的收获是在这个过程中消除了因无知而产生的恐惧，因恐惧产生的歧视，并且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记者的职业良知和社会责任。

　　作为记者，我们必须对过去那种对艾滋病符号化、污名化的报道态度进行反思，对我们潜意识中的歧视性思维定势进行反思，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报道艾滋病。

　　——新华社资深记者熊蕾

　　新华社资深记者熊蕾应邀专程从北京来昆参加这次研讨会，作为一个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她认真回顾了从１９８５年中国境内发现第一例艾滋病到今天，２０年来我们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从中反思了艾滋病报道中的歧视问题。

　　按熊蕾的回顾和分析划分，这２０年的相关报道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阶段，信息源、报道内容和新闻体裁都比较单一，“艾滋病是外来的疾病，是不良生活方式带来的传染病，是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相关联的疾病，艾滋病是脏病”等给公众打下深深的烙印，并在他们潜意识中形成对此病根深蒂固的歧视。

　　第二阶段是“狼来了”的阶段，即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末，这一时期艾滋病在中国传播速度加快，媒体报道基调是渲染艾滋病的可怕，是“世纪瘟疫”，同时也开始把防控艾滋病与打击社会丑恶行为联系在一起，这在给人警示的同时更强化了人们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歧视。

　　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０年至今，由于艾滋病蔓延形势更加严峻，媒体报道量急剧增加，并开始主动地去发现和报道问题；这时信息源和报道体裁呈现多样化，报道基调从一味警示转向探讨艾滋病背后的社会问题，转向唤起全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

　　熊蕾在交流中谈到，多年来报道中的歧视和道德评判，多少阻碍了记者以科学的态度报道艾滋病问题，而且使感染者和患者长期边缘化、隐形化，从而严重阻碍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直到今天，都有很多感染者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否则不仅要遭受疾病折磨、遭受公众的道德评判，还会丢掉工作，甚至到医院割阑尾也遭拒绝。这些歧视比疾病本身更难承受。而他们不敢出来并不等于不存在，他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一员，他们的存在不可能与我们无关，“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这个社会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熊蕾的分析虽然只代表个人观点，但仍然令现场所有媒体人反思，对以往相关报道中歧视性思维定势进行反思：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种疾病有一个正确认识的把握，是不是应该以平常心来看待感染者，并且不把艾滋病意识形态化。就报道而言，关注疾病所危害的人是不是比关注这个人为什么感染上病更重要？关注如何得病还是他如何生存，效果是很不一样的。熊蕾以她身边一些记者的采访经历和结果强调尊重和平等的重要。她说这种尊重和平等，是一种平视，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关怀”。体现在报道中，就是有没有把他们作为有尊严的人来对待，也体现在采访时是否征得了他们的同意，是否为了迫求轰动效应，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渲染、猎奇和煸情上。她认为，这种把艾滋病问题“娱乐化”甚至商业化的倾向，冲淡了媒体对一些严肃的实质性问题的关注，对感染者是一种伤害，对公众是一种误导，对媒体自身的声誉也是一种损害，后果就是造成防艾工作的阻力。作为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就必须反思、改进，充分发挥传媒的积极作用。

　　“深深地凝望你的眼／不需要更多的语言／紧紧地握着你的手／这温暖依旧未改变／我们同欢乐／我们同感受／我们怀着同样的期待……”

　　当与会的所有媒体工作者和艾滋病感染者手拉着手，唱起深情的《让世界充满爱》，每一个人都真切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需要相互的理解、尊重和爱；真切地感受到，在云南营造一个没有耻辱和歧视，更好地应对艾滋病的环境，使我们心中共同的期待。

　　劳佳（滇池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