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东亚合作新模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社会研究室主任李文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学成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韦民

　　东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作为迄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举世瞩目。12月14日，由“东盟＋3”演变而来的首届东亚峰会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东亚的发展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问：APEC会议刚刚在韩国结束，首届东亚峰会又将于12月举行。东亚各国为何如此积极促进东亚关系，东亚峰会在地缘政治上有何意义？

　　李文（以下简称李）：经济区域集团化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发展的一个重大趋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东亚区域内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加强区域内合作的内在需求不断增长。东亚各国都愿意通过推动或参与区域内合作进程获得这种合作本身所能产生的效益，同时谋求在政治安全方面的利益。“东盟+中日韩”（10+3）峰会改名为东亚峰会，本身有重视中日韩作用的考虑。

　　刘学成（以下简称刘）：确切地讲，亚太经合组织实际上是亚太地区以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目标的论坛之一，还谈不上是一个类似欧盟那样的机制化组织。建立以“东亚共同体”为目标的“10+3”合作机制以及伴随“10+3”而启动的中日韩三国的合作对话进程，反映了亚洲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大潮的能动反应和积极参与。东亚峰会的启动和会议机制化是东亚多边合作进程符合逻辑的发展和深化，为东亚共同体建立搭起一个具有历史开创性的新平台

　　韦民（以下简称韦）：随着全球化影响的不断深化、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产生了许多地区性问题或难题，建立一个更密切与完善的地区合作机制的迫切性就逐渐凸显出来。东亚峰会在地缘政治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首先，它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东亚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实力与地位显著提高的标志。其次，它是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朝着区域经济组织方向发展的潜在“强力地区”。第三，作为一个曾经创造了人类卓越文明的地区，作为一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地区，东亚这个平台将有可能因此为世界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世界观与文化模式。第四，它有可能成为协调地区内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的选择性途径。

　　问：东亚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举世瞩目。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其优势何在？

　　刘：东亚乃至亚洲的合作是当代世界历史进程中一件重大事件，是亚洲在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参加东亚峰会的16国的人口超过30亿，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该区域的对话和合作可以优势互补，降低关税，减少贸易壁垒，推动区域内的贸易和经济往来。由于从波斯湾到北太平洋的国际航道穿行东亚峰会成员国之间，东亚峰会还可以就能源与航道安全进行合作。随着区域合作的拓展，跨国界、跨地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水利工程可以统筹规划，合作推进，如湄公河流域的开发、起始东南亚、横穿中国的亚欧铁路和公路等。

　　韦：全球化已经并将继续成为影响世界、乃至个体的历史趋势。总体上看，东亚国家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又是它的受害者。相对而言，作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东亚各国积极奉行的全球化战略无疑是正确的抉择。这同时也蕴涵着东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相对优势：第一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所体现出来的政策优势；第二是价廉物美的丰富人力资源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第三是新兴市场（尤其中国）持续扩展而产生的预期效应与辐射效应；第四是东亚相对于其他一些发展中地区来说，和平、稳定的大势形成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东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这一地区有着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自二战结束以来，在经济政治发展方面没有亦步亦趋地走西方的发展道路，而是注意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形成了现代化的新经验和新模式。因此，东亚能够在经济政治上摆脱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依附和制约，推动全球化向更加平等和平衡的方向发展，促进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形成。

　　问：东亚地区民族和文化异彩纷呈，作为东方文明的发祥地，在西方文明强势化的今天，怎样才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自己的话语权？

　　韦：我认为以下三个途径是切实可行的选择。首先是地区途径：共同合作意识以及由此构建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东亚共同体”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东亚的国际地位，以集体的力量赢得更大的发言权。其次是大国途径：东亚地区的大国要肩负起本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责任，利用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维护并促进东亚国家的利益。第三是文化途径：东亚国家的复兴并不意味着对现状的否定或颠覆，相反，它是一个和平的进程，是一个与西方文明间相互融合、相互学习的互动进程。

　　李：在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加强经济合作的同时，注重科技文化创新，努力更多地拥有东亚自主知识产权的发现和发明，创造符合东亚发展实际的新的理论、思想、哲学和艺术，促进东亚文化的全面复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尤其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刘：冷战结束以来，东亚国家在其多边合作进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合作模式，即东盟方式。强调在多边合作的框架下遵循以下原则：1）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2）以对话促互信，以合作求共赢；3）平等互利，协商一致；4）循序渐进，自觉自愿；5）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些多边合作原则在本地区已经形成共识，根植于东方文明，孕育于东亚合作进程，将伴随着东亚共同体的建立而得到丰富和发展，也必将走向世界，在国际舞台上拥有凝聚东亚文明的话语权。

　　问：东亚各国历史不同，发展历程不尽相同。你认为现在东亚地区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李：现在的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存在许多棘手的问题。总的来说有这几个主要问题：1）中国海峡两岸和朝鲜半岛统一问题；2）东亚与美国的关系，尤其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3）中日关系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关键在于中国能否抓住未来15-20年的战略机遇期，成功在2050年建设成为一个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

　　刘：国家交往之中出现分歧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分歧主要围绕主导权、节奏性和开放性而展开。有些分歧得到澄清，有所缓解，甚至化解，有些深层次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是，与会各方在各执己见的前提下，也能顾全大局。最重要的问题是相互信任。在东亚峰会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在未来议程中始终要突出增信释疑。

　　韦：现在的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存在许多棘手的问题。但是，无论从地区合作还是国家间关系的视角看，根本的问题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尤其是地区大国间的信任问题。这个问题是导致国家间关系难以和谐发展、地区合作难以推动的根源。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它“以己度人”，对中国的防范乃至敌视的心态与行为不仅恶化了中日关系，对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主导权”之争、东亚峰会由“10+3”到“10+6”等现象的背后，恐怕与日本这样的东亚国家的疑虑重重与私心杂念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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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峰会的由来

　　东亚共同体的历史由来已久。

　　1990年12月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破裂后，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当时此构想只包括东盟和中、日、韩，把美、澳和新西兰排除在外，因此遭到美国的强烈反对。东盟国家后来还提出过集团化含义不强的“东亚经济论坛”，但也因为美反对而搁浅。

　　1997年12月，东盟倡导的首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此后，一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加上多个部长会议机制，使10+3机制成了东亚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的主渠道。2001年，东亚13国的26位专家组成的“东亚展望小组”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报告，为东亚地区合作提出了发展蓝图。去年老挝万象东盟峰会上，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决定，今年在吉隆坡召开首届东亚峰会。这标志着东亚地区集团化发展迈出了一大步。

　　万象东盟峰会不久，美国表态说，它不反对东亚成立一个可能由中国主导的强大贸易集团，但同时暗示东盟应该在这个框架内发挥关键作用。作为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盟友的日本，虽然嘴上说支持东盟的主导权，却积极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入盟，以增加美国在“东亚峰会”中的影响力。

　　东盟深知自己实力与中日韩相比悬殊，要在今后的“东亚峰会”中掌握主导权绝非易事，因此对扩大“东亚峰会”成员一事总体来说也持肯定态度。今年4月在菲律宾宿务举行的东盟非正式外长会议上，东盟对加入峰会国提出三个条件：与东盟有实质性关系、是东盟对话伙伴、已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些条件看似苛刻，但实际上敞开了东亚峰会大门。根据这些条件，南亚大国印度入会已是既成事实，而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只需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就可轻松越过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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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会议

　　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是指东盟10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领导人与中国、日本、韩国3国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会议是东盟于1997年成立30周年时发起的。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东盟国家逐步认识到启动新的合作层次、构筑全方位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决定开展“外向型”经济合作。“10+3”合作机制应运而生。

　　目前“10+3”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并在“10+3”框架内逐步开展了中日韩三边合作。每年均召开多次会议。

　　中国为“10+3”合作机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97年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中国与东盟领导人发表的《联合宣言》，确定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2003年10月，在第七次“10+3”和“10+1”以及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出席了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签字仪式。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12月03日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