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学科史著作

　　文/徐国荣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学术史的研究，当以刘勰《文心雕龙·序志》篇中的一段话为最早，他认为此前之文论虽多，然皆“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亦即它们各自看到一角，而很少有看到四通八达的大路的。换句话说，刘勰认为它们或只注重具体问题的探讨，忽视了史的途径，或虽作了史的考察，又不能在总体上作全面观照。从这个角度而言，蒋述卓、刘绍

　　该书分为上中下3编共24章，上中编主要是纵向之史“史”，下编主要为横向之“论”。既可以展示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基本进程与变迁史，也可以在史的考察中反思本学科研究的经验教训以及学术研究本身之得失。所以，“史论结合，经纬交织”的特色就不仅仅出于本书结构上的考虑，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整个学术研究的思考与匠心。

　　一部学科史著作，当然可以有多种写法。对于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史的研究，此前已有几部论著，也都各有特点。而对于蒋述卓等人的这部著作来说，时间上似乎约略嫌晚，至于是否“后出转精”，也可以见仁见智，但贯穿全书的“问题意识”与几位作者的师心独见，使之能够站在本学科研究的高处，见出百年之中本学科研究的基本路数和学理上的“潜路数”，出版时间上“稍晚”变成冷静观察的优势。如其中编8章写“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仅用一章叙述“50至70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其余均探讨“80至90年代的古代文论研究”，这其实并非结构比例上的失调，而恰恰是对这门学科此段历史时期内的成绩作了全面审视后而采取的叙述策略，从而引出学科史研究之问题所在。

　　20世纪，社会秩序和意识形态的动荡频繁琐而剧烈，文学理论及其研究又有着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如何把握百年间的学术大势，并能理出一个提纲挈领的学术史纲要，这非要宏通的学术眼光不可。本书的几位作者由于在各自研究领域各有专长，使之在把握具体问题时得心应手，而且在此具体问题论述的基础上，用宏通的眼光来审视之，从而使得本书有着很强的思辩色彩。比如，在谈到郭绍虞先生于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的改写本时，作者结合郭先生改写本中出现的前后不一和犹豫不决的行文，提示在50年代极“左”思想的浪潮中，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失落的悲凉心境。因而，在看似客观的史的叙述来展示一段民族的心灵史。然而，所有的这些思辩又都并没有离开学科史本身的叙述。这是需要叙述技巧，更需要宏通的学术眼光的。这也是本书在许多地方体现的重要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