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居民生活现状,家家“种”房子

　　□金陵晚报记者 汪明宇

　　【金陵晚报报道】 面对南京即将启动的“城中村”改造，为了真实了解改造工程对于原住地居民的影响，记者连续两日对南京部分“城中村”深入探访，结果发现，这些在老城边缘搭建杂乱、环境脏乱差的“城市村落”，已成为城市一块块刺眼的疮疤，但对蜗居其中的失地农民来说，却是建房出租，赖以谋生的“家园”。

　　城中村家家“种房子”

　　从地铁南京火车站站的2号出口钻出来，就是沈阳村了。在南京火车站桅杆一样矗立的站房，和秀丽的红山森林公园之间，破败不堪的沈阳村十分惹眼。顺着南十里长沟，一道弯弯曲曲的黄泥路两侧，密密匝匝挤满低层建筑，新旧不一，立面参差不齐，从村口一直延伸到红山脚下。巷口两侧，楼房拼命加层摞高，像积木一样，面贴面，小巷成了“一线天”，楼上住户隔街可以手拉手；散落住户，在自家宅基地上加宽拓深，从单门独院变成连排的楼房，有的从大门进去要穿四重门；茅厕和简易披棚建到密林中。墙上到处刷着“有房出租”字样。村路被挤得不到两米宽，在细雨中泥泞不堪，垃圾到处堆放，臭味扑鼻。

　　村民成为“食利”族

　　在村口，一位坐在门口喝茶的老者介绍，这些房子大多是新搭建的，村里房屋两年中扩张了两三倍，有八九户人家一下建了四五十间，村里集资盖的流动人口公寓更多达100多间。村里横亘着一座20多米长、12米宽、2米高的垃圾山，就是建筑垃圾堆起来的。

　　耕地没了，农民就在家中“种房子”，“种”一次年年有收成，宅基地、抛荒地上“精耕细种”。在这里搭一座新房子，建筑队带料承包，每平方米250元到280元，10个平方不到3000元，租出去一年即可收回投资。家家建房出租，最少的也“养”了四五个房客。记者看到，一个租房大院里，停了一辆奥迪车，据说就是“种房”的收成。

　　像沈阳村这样的城中自然村落，红山村共有三个，另两个是曹后村和黄家圩村，从南西北三面将郁郁葱葱的红山围得严严实实，格外扎眼。在红山三个自然村中，家家有余房，家家有房租，租房收入占到村民收入八成以上，少的月租金近千元，多的有几千甚至上万元，“房东经济”红红火火，农民建房出租从生活保障逐步演变成投资经营，进一步刺激了搭建疯长。由于红山村地势低洼，房屋旧，人口进多出少，客观上农民也有翻建新房的需求，而从2001年4月起，城郊对农民建房停止审批，农民闷头建房，几乎失控。

　　失地农民建房出租

　　由于邻近火车站和中央门汽车站，这里成为南京一个流动人口的大本营，外来人口已超过1万人，是本地居民的四倍，给房屋租赁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他们大多从事小买卖、运输和零散的社会服务业，人口杂居，打架斗殴多，刑事案件多，黄赌毒发案多，成了城市治安的难点区域。

　　房屋租赁是村民们眼下最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失地农民的命根子。记者了解到，红山村历史上曾拥有上千亩耕地，是南京有名的蔬菜村。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南汽、公交公司、铁路机务段、邮局等分厂区、场站和宿舍区，纷纷到这里圈地建设，红山路、地铁1号线也从这里穿肠而过，大片土地被征用，地块凌乱。目前，红山村300多户，仅拥有80亩地，其中可耕地30多亩，其余的是抛荒地、废耕地和山林地。失去土地后，农民想方设法重找生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村里曾办过10多家乡镇企业，农民开小旅馆，运土石方，编水泥袋，半耕半农，但在1994年前后企业基本破产。后期征地农民进厂安置，100多个农民经过抓阄进了十几家驻地单位，多数人一报到就下了岗，现在仅有10多人仍在继续上班。货币安置后，一两万补偿款，两三年内全部花光。菜农出身的红山村民文化不高，年龄偏大，出门求职无门，回家无田可种，怎么办？租房成为唯一的生活依靠。

　　记者注意到，像红山村这样的城中村，在迈皋桥、小市、孝陵卫等街道同样存在，几乎沿南京老城东北围了半个圈。这些村的农民，依赖房租生活，违章搭建多，人口居住复杂，环境污染严重，红山街道藤子村甚至出现拥有“七十二家房客”的农民大房东。蔓延的城中村，给城市建设和管理出了道大难题。

　　城中村改造关键在“乐业”

　　“城中村改造，不是简单地对拆迁居民的安置，而是一个农民变成城市居民的社会角色转换，归根到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南京市建委副主任周金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造“城中村”关键在“乐业”。

　　政府要“智力补偿”

　　东南大学城市规划院的一位专家告诉记者，住房的改造相对简单，可改造完后，原住民不能迅速完成社会转型，适应城市，对他们来说是会非常痛苦的。这位专家认为，改造城中村，从长远来讲，光靠给予一定的物质补偿是没用的，最好是能通过智力支持和教育补偿改造村委会、提高村民的素质。比方政府通过‘智力补偿’，对改组后的经济实体进行现代资产经营管理的培训或者考虑集体股份制公司的职业需求和开发商的经营类型，对村民进行针对性的知识技能培训，并将村民培训效果乃至就业与年终企业分红挂钩；激励村民学习工作技能，引导他们参与市场就业等。

　　为外来人口留出空间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一位教授指出，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千万不能忽视外来赞助人口的权益保护。“城中村还有个最起码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为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提供了一个较低的进入门槛，从而保障了南京经济的高速发展。

　　他认为，“城中村”改造势必让这些外来人口失去了相对低廉的居住地，与其让他们自谋出路，不如尽早统筹规划考虑。

　　能否“乐业”是改造关键

　　南京市建委副主任周金良长期从事南京老城环境整治工作。他认为，“城中村”改造不是简单地提高他们的住房标准，“那只是安居，最终想要实现目标，必须要让他们乐业。”周金良告诉记者，这也是改造工程能否顺利的关键。“毕竟，改造让很多人失去了主要经济来源，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想出更多的办法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居民：不收房租后不知干啥

　　在南京高速扩张的过程中，原住民们走上了一条依赖房屋和土地出租的生存之路。当城市化改造的大潮来临时，那种社会特殊时期产生的“食利阶层”开始面临改变，他们有的开始忧虑，有的无动于衷，明天的生活该会怎样？他们有怎样的想法？

　　“医药费从哪里来呢”

　　沈阳村106号是一户非常典型的靠出租维持生活的家庭。户主姓张。张先生是沈阳村土生土长的人，单位效益不好，妻子退休在家，两人一个月加在一起有1000多元的收入。“我身体现在很不好，一个月光药费就得两三千。”

　　这两年，张先生家盖起了2层房子，常年“养”着五六个房客，“一年几万块钱，起码把药费解决了。”张先生说，“我又没有其它工作能力，以后没有房子租了，我的医药费从哪里来呢？”

　　“好无聊的生活方式”

　　家在曹后村，只有34岁的刘强（化名） 天天和朋友在外喝酒唱歌，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不是和朋友吃饭、打麻将就是在泡吧，实在累了，在桑拿店里洗个脚，总要到凌晨4点钟回家睡觉。

　　刘强不工作，也不知道能做什么工作。他有3栋房子在出租，一个月收入超过7000元。

　　说起城中村改造，刘强好像没有多大的感觉。“以后收不成房租了，政府只要重新安排个工作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现在的这种生活太无聊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除了以上两位采访对象外，记者走访过程中发现，绝大多数原住居民对于即将到来的改造非常迷茫，这群人中也包括红山村支部书记董方娟。

　　董支书带人专门走访五塘村，寻找经验，回来后精心研究了一套改造方案。按董支书的思路，首先将村民集中在沈阳村一带居住，重新规划住宅；其次将红山路东西两侧建成商业网点，把红山公园北大门建成配套休闲场所，全民参股。“村集体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这样可以把很多矛盾就地解决。方案也报给街道了。”然而，根据市政府的改造框架，董支书发现，自己的方案有点不配套，这下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编辑涵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