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连坐：诚信教育黔驴技穷？

　　新闻回放

　　“一人作弊，株连全班”。不久前，武汉大学宣布今年起开始试行无人监考制度后，立即在全国大学生中引发热烈反响。而最尖锐的批评声音，莫过于讥笑武大把几百年前的封建王朝“连坐制”重新搬出来。

　　赞不错的诚信试验

　　这种无人监考是自愿的、选择性的，不知反对者哪里来的这么多奇谈怪论！既然每个人都有权选择同意、选择参加无人监考，那么监督就是每个考生的义务，出了问题，大家共同承担有何不妥？权利和义务始终是对等的，这天经地义。而且即使出现了作弊现象，代价只是取消本次考试，以后重新安排考试，这又有何不妥？

　　无人监考不仅仅是考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考人格。有人担心“无人监考”将导致集体作弊，笔者认为太危言耸听了，管理是要严格，信心也不必丧失。正如有的商业银行为大学生发信用卡一般，到了毕业时会给每个大学生出具一份“信用证明”，这就是对学生的一种信心，同时也是一种监督。

　　对于这种引起争议的考试模式，笔者坚信它会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马启亮）

　　弹威逼利诱诚信教育怎能如此异化

　　一人作弊，全班连累———武汉大学别出心裁的诚信教育注定面临一场“口水淹没”。事实和经验证明：以往我们很多诚信教育，在形式或目标上给人以表象期待外，实质很难产生令人信服的教育效果。

　　更值得担心的则为———对传统诚信教育心存无望后，五花八门的诚信教育开始粉墨登场。简单的逻辑大体如此———你要诚信啊，你诚信我就给你奖，你不诚信我让你受罚。武汉大学的诚信教育就是这么回事，你诚信我就让你们班无人监考、对你们高度信任，你要作弊，那么不客气，全班取消成绩。

　　将个人诚信教育束缚于对集体荣誉的敬畏，依托在物质奖励的诱惑，说到底，这是对诚信教育的误解，更是对诚信教育的异化。当诚信需要功利来诱取，当诚信需要惩罚来震慑，当诚信需要投机取巧来装点，这样的诚信何以称诚信？这种装点过、表面化的诚信，其实是对诚信最大的讽刺。

　　用功利诱惑来的诚信，慑于惩罚下的诚信，是“伪诚信”。很显然，我们的诚信教育已相当程度地陷进这个“泥潭”。（木可）

　　第三只眼

　　“考场连坐”本末倒置的诚信制度

　　“连坐”在现代法律中改了一个好听的名儿，叫“连带责任”。在刑事领域，“连坐”已被取消，但在民商领域，“连带责任”却比比皆是。比如，张三向银行贷款100万元，李四作无限担保，张三若还不起钱，李四就要倒霉。

　　现代经济社会的更多场合里，虽然法律没有规定当事人也没有约定，人们也“天经地义”地要为别人的过错受过。

　　“连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其实在封建社会早就证明了。当时的政府机构很小，最低就到县级，县太爷就一个，不像现在有这么多副职。在西汉，每万人口只有22名官员，明朝洪武年间最低时只有4名官员。这么少的官要管好这么多的民，一定程度上靠的就是“保甲”和“连坐”。现代经济学的关于信息成本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连坐”的合理性———在一个群体中，执法者能发现整个群体的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命案发生），但他无法或很难监督到群体的每一个人（不知道谁是凶手，信息成本太高），而群体的内部很容易互相监督（某家的鸡和狗在半夜乱叫，邻居都可以知道，信息成本较低），这时候就可以赋予个体一定的监督权利，同时要他承担一定的监督责任（报告和制止），这样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就大大降低。

　　回到武大的考试制度上来：监考者获得谁作弊的信息成本是很低的；相反，考生很难知道谁在作弊，除非他在考试过程中东张西望。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关于信息成本的分配是完全本末倒置的。“连坐”考验的不是诚信，而是监督的可能性。笔者非常担心，在这样毫无依靠（考生不能知道、也不能保证谁有没有作弊）的情况下，承诺要“诚信”，却会输得很惨。（黄楚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