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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代”:边缘市民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4日11:04 生活报

  他们不再节俭,每月将工资花光;他们不再如父辈一样能无条件忍受艰苦;他们不再愿回农村———但他们的根也不在城市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曾经描述了这些外来工“新生代”的特征。他们已经和第一代外来工———他们的父兄一辈不一样了。

  而说到外来工的第二代,应该是指第一代外来工的子女,今天大多尚未进入就业年龄。而“新生代”身上兼有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若干特点,又和谁都不完全一样,所以处在一种“1.5代”的断层中。

  突然之间,“新生代”已经成为外来工中的主流。

  没有饿过的一代谈及对“新生代”的判断,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 ICO所长刘开明博士的第一个定义就是:“他们大多数人没有饿过。”

  中国的农村改革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就是“新生代”出生前后。此后中国农村已经解决了粮食问题,除了少数边远山区,饥饿不再是个问题。这决定了“新生代”的成长经历中少了很多恐惧,包括饥饿———很多中国农民数千年都如影随形的恐惧。

  刘开明长期走访珠三角的各个工厂。他说从外观上,能够一眼看出“新生代”和第一代的区别:“70年代以前出生的工人已经非常老气。人显得很老,穿着方面很朴素,非常节俭;年轻一代穿着时髦,和城里人已经完全看不出区别。只有当开口的时候,他们会有点儿怯生生、焦躁和不安,才和城里人有些不一样。”

  对于第一代来说,进城的工作虽然很累,但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本来就是很累的,所以他们认了。而今天,对于太脏太累太危险的工作,外来工不再像第一代那样能够无条件忍受。

  和城里人一样的“新生代”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位从事外来工研究的博士对记者说,他和“新生代”打交道时,最尴尬的一次,是一位打工妹给他发了彩信,博士的手机款式很旧,无法接收。于是他注意观察了外来工的手机,发现普及率超过70%%,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彩屏和弦。

  “虽然他们的手机大都牌子比较差,以一千多块钱的为主,不过比我这个绝对是强得多。而且,他们的更新意识肯定要超过你我。”博士说。

  博士发现,在外来工聚集的地方,各个网吧的生意都火暴。几乎所有的“新生代”外来工都有QQ号,甚至不止一个,视频、音频聊天等等都玩得纯熟无比。

  虽然不给家里寄钱,“新生代”大都过上了“月光族”的生活。记者问钱用到哪里去了,回答都是“不知道,这里什么东西都贵,钱不够用的。”几位“新生代”都告诉记者,他们下班后的生活主要是逛街、看电视和看报纸杂志。

  “钱不够,工资太低。”几乎是困扰所有“新生代”的最大问题。虽然他们已经没有了来自家乡的压力,钱主要是用在了改善自己的生活上。

  刘开明任所长的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就在一个工业区内,研究所中设有图书阅览室、电脑和英语的进修班,专为外来工服务。来看书的“新生代”络绎不绝。“学一点儿东西总是好的。”一位打工妹对记者说。

  回不去的“农民工”

  对于“新生代”而言,“农民”、“农村”只是一个被强制打上的烙印,和自己的经历无关,他们是从学校到城里的年轻人。所以,他们是回不去的“农民工”,不甘于、也无法“回去”的“农民工”。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王春光认为:“第一代似乎还是认命了,觉得城乡差异是无法改变的。‘新生代’已经开始意识到,这套体制是不合理的,社会对我们是不公的。他们的公平意识、法律意识、公民意识都比第一代强。这是很明显的差别。”

  刘开明曾经访问过一对来自贵州的姐妹,其父母一个残疾一个癫痫。她们在家的时候很苦,年收入只有200元。到广东之前,她们从来没有去过县城。刘开明问还想回去吗?她们说打死也不回去了。刘开明又问她们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回答是能攒点儿钱,把爸妈接出来,看能不能治好爸妈的病,但是再也不回去了。

  刘开明认为,对于绝大多数“新生代”外来工而言,不是愿不愿意留在城市的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回不去了。

  政策壁垒依旧

  “新生代”外来工的研究者和外来工服务志愿者们都认为,政策壁垒的打开,是个“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的伪问题。刘开明提供的数字,是深圳市2004年财政收入1183亿元,425亿元用于深圳本地,即100多万本地人口。而这1183亿元的64%%来自工业,也就是外来工贡献,加上服务业等,取自外来工的至少有80%%,却没有一分钱预算给800万之众的外来工。

  目前东莞,最便宜的商品房,只需每平米1000元多一点。打开政策壁垒,允许外来工购房的话,一对省吃俭用的外来工只要一两年就能交上首付,然后慢慢还贷。但事实上这些对于外来工只是一个梦。

  在无法享受到公共物品的外来工社区中,有观察者认为已经出现了初步的亚社会组织。一般都在同乡之间形成,便于交换信息,然后慢慢扩大到工友、朋友,自然形成了一些非正常的保护网。这种亚社会组织,如果发育良好,会成为和工厂进行良性博弈的工会,反之就是黑社会。

  刘开明说,他调查中的每个工人都已经纳入了这样的亚社会之中,每个厂里也都出现了这样的亚社会。

  (据《中国新闻周刊》)

  (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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