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学习

　　■文/程小莹

　　许多年以前，语文老师在上课的时候，讲到读书，用了“啃书本”的字眼，我问老师，为什么要“啃”？老师答：啃，就是用牙齿慢慢地咬，然后吃下肚子，对读书，就要这样，把书本知识一点一点咬下来，吃进去。

　　语文老师的这一番话儿影响到我的一生。我从此看书的时候，都要吃东西，在那时，我会弄只生山芋啃，弄只冷馒头啃，后来啃压缩饼干，啃大饼，啃冷的羌饼，到现在，只要看大部头的书，我还保留着这啃东西的习惯，啃苹果，啃生梨，啃生的胡萝卜。

　　这是我和城市以及它的细部生活的生死攸关的初恋。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印象。弄堂口过街楼下，一个皮匠终日端坐着，埋着头，钉鞋掌；他对这满世界的嘈杂，充耳不闻。“文化大革命”初期，皮匠还免费为大串联的南来北往的红卫兵钉鞋掌，像拥军的模范，只是，依然对什么都充耳不闻。皮匠是聋哑人。

　　我喜欢蹲在皮匠的边上，看他将人家的鞋取在手中，凑在眼前，端详，一鼻子脚与鞋的气味；那脱了鞋的人，坐在皮匠的对面、皮匠特意为此准备好的小凳上，一只脚搁在另一只脚的脚背上。那多半是女人。我一直奇怪，女人的鞋老是要坏。女人脱了鞋的脚，脚趾间扭动着，脚底与脚背摩擦着，颇舒适的样子；顺着脚踝上去，是小腿肚子，那儿有一条美妙的曲线。我便想，总有一天，我是要顺着那美妙的曲线，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我真的是很要读书的。因为读书好，是可以天天向上的。毛主席是这么说的。那时候便这样。

　　我的读书学习最早开始派用场的，是替同学写信。同学的父母在铁路局工作，跟火车到外地，半月一月地回来。经常要写信来，有一封信来，就要回一封信去。似乎是信的规矩。

　　同学总是用她父母单位的报告纸给他父母写信。这种报告纸很薄，稍一用力便会勾破，也不好用橡皮擦。破了的纸，她就叠一些小玩意儿送给我，青蛙、鸟和刮片，一边口述着信的内容，大致是汇报自己的情况，还有，就是问：棉毛裤放在哪个抽屉，卫生衫在哪个抽屉，比较滑稽的是，她家里的钞票、粮票都是她父母替她放在书架的书本里，夹在《毛选》里。她说，他父母觉得放在这里很安全，小偷进来不会翻到。

　　最后，信写好了，寄出去。她把她父母的来信，一并做了刮片之类；我带回来，把这些东西再拆开，看着他父母很亲切的话语，便去想那些同学和我一起胡编乱造的话儿，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都是哄骗她父母的，还很客气，叫他们是“亲爱的”，祝他们“学习进步，身体健康”。

　　在这些信里，我慢慢悟出，家里人的关系，书面上和实际上的差别很大。平时父母在身边，看到自己的孩子闯祸或功课不好，又是骂又是打的，到了信上，都还是耐心教育的。而人与人之间，如果要和一个人好，用写信的方式比较好，容易相处，容易说好话。

　　我喜欢跟人写信，便是从同学那儿开始的。有许多时候，书面语言更容易表达。写文章，便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