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550万药费案：救济缺失源自信息不对称

　　（21世纪经济报道）

　　“550万药费案”在中国关于医疗改革最热烈的当口爆开。基于长期以来社会对于“看病难，吃药难”存在的普遍不满情绪，这个堪称中国之最的案件引发了强烈的冲击波。患者翁文辉在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从住院到去世两个多月，共花去住院费139.7万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总计

　　据最新消息报道，中纪委已经派出专门的调查组介入，重要的账目证据已经被封存起来，同时，公安部官员也已经表示，如果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他们也将介入其中。人们相信这样重大的举动最终能够使案件事实得到一个清楚完整的回复。

　　但是，一个似曾相识的问题很容易在人们脑海里浮现出来，为什么人们非要把希望寄托在国家一些高级权力机关，为什么非要他们亲临现场才能得以解决呢？已经有很多人通过互联网等渠道发出了这样的疑问，他们诉说着自己经历过的种种令人不住叹气的事件，甚至希望自己所经历的事件也能够严重到同样的程度，以期得到更有权威的机关和官员的重视。

　　卫生领域之外的类似极端事件也被联想起来，比如湖北的佘祥林冤狱案件。这些事件逼迫人们思考的问题是，当公民遇到不公正的对待的时候，到底有多少可靠的渠道可以实现救济呢？

　　民众习惯于上访或者寄望于新闻记者来解决问题，一方面显示了群众有很强的“唯上”意识，更乐于依靠上层权力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这也表示他们认为可靠的渠道并不多。于是，很多时候，幸运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因素，就像“550万药费案”被曝光。

　　事实上，国家已经具备了很多用来解决各类问题的手段和渠道。每一个政府部门都有严格而周密的办事制度，每一项事业都有严格的法律规范对其进行着制约，甚至每一家医院也都有自己完备的规章。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诸多的中介机构、民间社团以及受国家资助的法律援助机制。新闻媒体也越来越成熟且能担负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然而，这些机制和手段显然没有得到完全的利用。直接的原因是，普通公民很难和这些现有的机制在信息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关系来。人们总是无法很方便地了解这些机构的实情，既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要怎么对待民众的投诉。当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党委副书记杨慧面对电视镜头以最坚决的口吻说“我们二院我可以说就是一所人民的医院、一所农民的医院，要用过去的话来讲，就是一所贫下中农的医院”时，没有谁会相信她，但也没有谁可以翻出医院的种种数据和事实来反驳她。

　　公共信息的稀缺绝不仅仅存在于医患关系之中，它所造成的后果也绝不仅仅是一起550万药费案，当然，它对这类案件的产生无疑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公共信息不透明产生的最严重的危害在于，它使得一些原本并不一致的利益所有者有条件结成联盟，从而侵害到联盟之外的人群。在相对秘密的条件下，原本应当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的部门完全可以为了某项共同的利益而抛开各自的独立。正如我们看到的，该医院的调查组得出了“药费不但没有多收，反而少收很多”的结论。

　　实质上，内部结盟最终屏蔽了普通受害民众的救济渠道，不解决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诸多类似550万药费案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