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念后藤田先生（今古人物）

　　王泰平

　　中国人民敬重的老朋友后藤田正晴先生不久前溘然辞世，噩耗传来，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这是真的。记得几个月之前，他曾亲临日中友好会馆会议，与我们共进午餐。那天他手持拐杖而不用，步履稳健，十分硬朗。更令人佩服的是他思维敏捷，记忆超群，怎么也看不出是个91岁高龄的老人。对于日本的政局、中日之间敏感的历史问题等他都认真坦诚地发

　　后藤田先生在其波澜起伏的一生中，从政20余载，经历非凡。他1939年从东京大学毕业后，即进入内务省任职，1976年后，连续7次当选众议院议员，并历任自治大臣、内阁官房长官、总务厅长官、法务大臣及副总理等要职。后藤田先生1996年从政坛引退后仍十分活跃。他卓越的见识、忧国忧民的言行赢得了日本社会、包括政界要人的尊重与信赖，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日本社会颇具影响，成为人们在事关国家重大利益问题上征求智慧、对策的智囊。进入21世纪，日本内阁首相交椅易主，内外政策发生重大调整。面对时局的变化，后藤田先生不顾年迈，不畏权势，经常外出演讲，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出席电视上的评论节目，直抒己见，发表了大量针砭时弊的卓见。

　　后藤田先生与中国结缘始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当时他是田中角荣内阁的副官房长官，为田中首相访华成功和邦交正常化的顺利实现，在幕后做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具体工作。回想那段历史，后藤田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恢复日中邦交是田中首相的一项英明决策。如果问田中内阁的功绩是什么，我认为就是恢复了日中邦交……”他还说，“在后来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感到，日中邦交正常化对日本有很大的好处。”

　　30多年来，后藤田先生一直坚持不懈地为中日友好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其中令世人称道的是他对日中友好会馆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后藤田先生一开始就积极参与了日中友好会馆的筹建工作。他配合会馆首任会长、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日关系“掘井人”的古井喜实先生，为筹措资金不辞辛苦，四处奔走。结果，除两国政府出资外，还在日本民间募集了30亿日元捐款，加上45亿日元银行贷款，建起了耗资100亿日元的多功能设施。1994年后藤田先生接任日中友好会馆会长职务，在担任会长十年间，他领导会馆积极开展业务，在经济、文化、人员的交流与合作方面，在资助中国学术界的历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实事，赢得中国政府和民间各界的高度评价，曾荣获中日友好协会授予的“友好使者”美誉，他领导下的会馆，荣膺中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交流功劳奖”。

　　为了实现中日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后藤田先生特别重视两国青少年的交流，在他主持工作期间，会馆每年都接待中国高中生来访和组织教育界人士互访。2003年他改任日中友好会馆名誉会长后仍然继续关心会馆的工作。去年10月他不顾90高龄，偕夫人、儿子等亲属和日中友好会馆的负责人再次踏上北京的旅途。他应邀到清华大学演讲，就日中关系发表了三点基本主张，即“不否定过去；不掩盖现在的种种分歧；相信两国合作能构筑面向未来的新关系”。关于靖国神社问题，他指出，“小泉首相参拜以来，招致日中间的国民感情恶化”，“小泉称他是作为‘个人的心情’去参拜的，可是，我的见解是，‘个人心情’这种东西与一国之首相的立场不能混淆，我碍难赞成小泉首相的想法。”他还说，“参拜靖国神社之所以成为外交问题，是因为靖国神社合祀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定的甲级战犯所致”。演讲中他特别强调，“用中长期的眼光来考虑日中关系时，最重要的是对青少年进行正确的教育。为此要加强青少年的交流。正如中国谚语所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看起来是将来的事，但要实现世世代代的友好，培育人才是最大的捷径。”他的演讲受到师生们的热烈欢迎。他在会见中国国家领导人时表示，今后只做一件事，就是促进日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老人对目前的两国关系表示忧虑，但对两国关系的前途充满信心。他深情地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访华，所以我把年轻人带来介绍给你们，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的，日中友好后继有人。”

　　深感遗憾的是，在中日关系处于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候，后藤田老人走了，不能不说是中日友好事业的一大损失。但是，智者不逝，贤者不朽，人们是不会忘记他的。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06日第十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