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解困之门将启未启

　　方圆观察

　　编者按 几角、几元、几十元钱的诉讼背后，事关亿万人的公共利益。一方面，是公共利益严重受损难以成讼的忧虑，另一方面却是对个人也能提起公益诉讼将会导致“滥诉”的担心。以一己之力维护公益，能坚持多久？以检察机关提起为主的公益诉讼制度最终能否得到立法确立？希望就这一主题的探访和求证，能促动公益诉讼解困之门早日开启。

　　本网记者 王晓雁

　　短短的一个月内，频频提起公益诉讼的律师李刚已经在张潇艺“网游致害”案、“进津费”案、“进沪费”案上接连碰了三次壁。然而，在记者近几天的采访中，他依然微笑：“我的态度是乐观的，不考虑一次两次的输赢。‘进津费’事件无疑是一起明显的地方政府行政违法行为，在长时间里违法行为无法得到制止，重要原因就是公益诉讼机制的缺失。但能够立案就是一种胜利。我就是想把不合理的一面，暴露在大家面前，让更多的人能看见、能关注。”

　　关于困境身处法律空白地带

　　尽管学术界对于公益诉讼的概念尚存在争议，但更多的专家认为，以维护公众利益为出发点或者结果能达到维护公众利益的诉讼，都属于公益诉讼。

　　回顾一下近年来几个著名的公益诉讼案例，如市民葛锐告郑州火车站“如厕收费”，法律硕士郝劲松诉“铁老大”列车上消费不开票，记者喻山澜因牡丹交通卡高额的补办费将工商银行告上法庭……这几场官司里，令人觉得遗憾的地方非常相似：作为原告的个体即使胜诉，法院通常也不过判决被告返还不该收取的几角、几元、几十元钱，承担相应的案件受理费，其余大量的诉讼成本只能由原告自己承受。

　　另一个让人遗憾的现象是，即使这些提起公益性诉讼的人胜诉了，其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并不能从中得到补偿。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由于我国没有判例制度，宪法、法律及司法惯例均不承认法院先前的判例具有法源地位，法院的判决仅对本案中的当事人有效，即使是最高法院所公布的判例，也没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于是一方面，公共利益的受损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目前平均每天都有近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环境污染、垄断经营、造假售假坑害消费者等违法行为也接二连三地出现；而另一方面，由于无人主张权利，这些公共利益的受损却无法进入司法的管辖和监督，因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诉讼法领域理论和立法发展的滞后，使得普通公民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成为了望而生畏的事情。

　　关于转机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正在酝酿中

　　11月29日，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课题组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江伟向记者透露：目前的专家修改建议稿已经进入第四稿，针对公益诉讼的特殊性，专家修改建议稿规定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目前包括了人民检察院、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现在还有争议的，便是个人能否提起公益诉讼。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明文规定个人也能提起公益诉讼，将会导致“滥诉”的洪水冲击法院。

　　“滥诉不可能出现，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允许个人提起，现在我们也初步考虑要把它放进去，但是，也不能泛泛地就讲‘个人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为了避免“个人”范围的过于空泛，江伟举了个例子，如建议稿中作了这样的规定：国有企业的职工可以提起与其利益相关的公益诉讼。

　　关于主力谁是提起公益诉讼的最佳选择

　　近几年中，敢于不畏艰难提起公益诉讼的，多是像郝劲松、喻山澜、李刚一样仅有法律正义为凭的个体。今年5月份开始，李刚和朋友创办“中国公益诉讼网”，收集了近10年国内发生的公益诉讼案例。“可以看到，其实每年都会冒出若干案例和个人，但后续进展都不了了之。”

　　“以一己之力维护公益，能坚持多久？个人显然是难以担当重任，我认为将来，公益诉讼的希望还是得落在社会组织身上。”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委员会主任、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的吴革律师发表了他的看法。在吴革看来，民间组织对社会事务的共同参与，是建立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

　　与吴革的想法不同，江伟认为，以检察机关提起为主的公益诉讼制度，才是最佳的选择。“检察机关完善的组织体系与能调动的国家资源为其行使起诉、参诉职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检察人员也具备诉讼上的技能与经验，能充分地维护被代表者的利益。”江伟说，“而且不要忘了，检察机关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旦提起诉讼，法院就不能不受理，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器。”

　　本网北京12月6日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