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石化爆炸引起的一系列环境危机大江河流域直面环境安全

　　吉林石化爆炸引起的一系列环境危机，仅仅是中国大江大河流域环境安全隐患的一个缩影——

　　大江河流域直面环境安全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在12月1日召开的全国环境污染事

　　作为吉林石化爆炸引发的环境危机后紧急召开的这次全国性会议，不仅是对这场“偶发”危机的应对，更是对我国环境隐患重灾区的一次警示。

　　让王玉庆坦陈隐患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包括松花江流域在内的全国多数大江大河流域所面临的环境安全隐患。

　　吉林石化的“贡献”

　　尽管从电视上看到了黑龙江省省长张左己亲口喝下了停水后恢复供水的“第一杯水”，但直到12月5日和记者通电话时，居住在哈尔滨市的刘岳琴一家仍然不敢使用自来水。

　　“他们当大官的，不管喝什么都有安全保障，我们老百姓只有靠自己小心行事。”刘岳琴告诉记者，从11月22日之后，他们全家就一直喝着从商店里购买的大瓶矿泉水，“政府上次已经撒过谎了，天知道这次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至今不敢喝自来水，刘家每天要为此多支付30元生活费用，这占了他们全家每天收入的接近一半，但刘岳琴觉得自己这样做“值得”，“多花几个钱，安全系数要高些，花钱买个放心。”

　　刘岳琴一家的遭遇和对策，是吉林石化爆炸引发松花江流域环境安全危机后众多企业和个人生活方式的一个缩影。有业内人士预计，吉林石化爆炸对环境的污染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将逾50亿元，而间接损失则将超过1000亿元，这还不包括邻国俄罗斯的损失。

　　人们至今还记得，就在11月13日爆炸发生后，吉林石化方面对爆炸所可能造成的后果轻描淡写地称，“爆炸只产生二氧化碳和水，绝对不会污染到水源”。而受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哈尔滨市当初也试图隐瞒真相。

　　“我真的很感谢新闻媒体的质疑，要不是他们坚持刨根究底，要不是他们的认真，恐怕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真相。”刘岳琴激动地说，“这件事让我和邻居们突然意识到，虽然吉林市距离我们遥远，甚至不在一个省，其实却息息相关，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江边的危险。”

　　提到此番吉林石化爆炸所造成的环境危机，国家环保总局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处长私下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记者说：“换个角度看，这也算是吉林石化对中国环境事业所做的‘贡献’，正是它让我们猛然意识到大江大河流域的环境安全隐患。”这位处长坦言，过去，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也一直强调保护大江大河流域环境，但不管是环保机关的官员，还是江河流经地的政府官员，或者是企业和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都认为那只是一种“不太可能的可能性”，所以更多地只是当作一个口号在喊。

　　不止是松花江

　　中国环境学会一位资深专业人士认为，事实上，不止是松花江流域面临如此严峻的环境形势，长江、黄河、淮河，甚至“所有大一点的地区性江河”都面临同样的危险。

　　以长江流域为例，通过互联网检索资料可以发现，从上游到下游，至少有四川、重庆、湖北、江苏等地曾经强烈地表达了发展重化工业的愿望。

　　有关资料表明，最近几年来，一些大江大河流域的大中型城市纷纷把积极发展重化工业作为自己近期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这些城市都能历数出若干发展重化工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这些想法，甚至正在被写入了许多地方的“十一五”规划讨论稿。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说，早在2005年初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环保部门一位高级官员就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担忧，这位官员说，最近一两年来，一些大江大河边的城市掀起了重化工业的热潮。即便每一个企业都能达标排放，但短时间内一批重化工企业迅速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大江大河附近，怎么说也是对区域和流域生态环境的威胁。

　　清华大学环境系一位专家则指出，重化企业之所以常常落户大江河流域，是因为这类企业通常以消耗大量的淡水资源为依托，“失去了水，就不可能发展重化工业，而发展重化工业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给大江大河流域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或者是污染的危险。”

　　“现实的污染，淮河流域这些年来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沿岸污染型企业多，淮河治理可以说是越治越差，”这位专家尖锐地批评道，比现实污染更可怕的则是潜在的污染危险，一些重化企业毗邻河流，甚至直接建在河坝上，一旦突发生产事故，重大污染就在所难免。

　　为什么是重化

　　重化企业有严重的污染问题，这一中学毕业生就具备的常识，地方官员和企业家们并非不知道，而让很多地方政府“偏向虎山行”的抉择，显然来自于我国现阶段不合理的GDP评价模式和环境安全意识的缺位。

　　其实，近些年来，一方面是大江河流域城市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另一方面，一场有关“中国能否逾越重化工阶段”的大讨论也在学界和官方进行得如火如荼。

　　广受世人敬重的、被誉为“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吴敬琏一直主张，中国经济的发展，不必经过重化工业阶段。在他看来，把高资源和高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做支柱产业，希望通过其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他批驳了一些学者认为“重化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必经阶段”的论调，强调中国应当着眼于“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的国情特点，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尽量以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

　　但樊纲、林毅夫等经济学者则坚决反对吴敬琏的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应当发展“重化工业”。

　　现在看来，这场讨论不仅没有结束，反而仍在继续，而在实务界，很多地方政府基于GDP的考核指标需求，还在不遗余力地发展重化工业。

　　国家环保总局环评中心聘请的一位化工专家说，从近几年他参加评审的项目看，沿江、沿海不少大中城市都在建设和准备建设大型石化基地，而且动辄冠以“全国最大”、“世界级”的称号。

　　中国社科院2005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显示，从1998年以来，重化工相关产业以年均18.5％的速度增长。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周国梅博士认为，正是由于石化产业对GDP的贡献十分明显，在现有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然对石化等产业趋之若鹜。表现在招商引资方面，对外来资金不仅不严格把关，反而一概以优惠政策吸引投资。特别是石化行业，目前在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重化工沿江布局、甚至在环境敏感区分布的现象。

　　有媒体称，由于排队在国家发改委等待审核的石化类项目很多，为增大批准的可能性，地方政府多与企业联手上报项目，例如四川就与中石油合作，重庆、上海则选中了中石化。

　　“悬在头顶的大斧”

　　环保部门组织的调研认为，目前石化工业布局存在4大环境问题：各地不顾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争上大型石化项目；小炼油布局散乱，环境污染严重；一些小型石化园区环境污染重，资源浪费大；部分地区石化企业布局不合理，环境治理落后。

　　环保部门担心，尽管一些大型石化项目单个能够达到相关的排放要求，但由于各地区的区域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并不相同，并非所有地区都适合上化工项目。可目前国家还没有大型重化工项目的产业和区域规划，环保部门倡导的规划环评也就无从推进。

　　一位多次参与化工企业环评的专家说，有时候明明知道一个地区或一条河流边环境容量已经不够了，但由于全国还没有确立类似化工业的产业和区域规划，只能就项目环评项目。

　　早在2004年四川沱江污染事故发生之后，四川省环保局长朱天开就撰文分析说，一些地方未经环境影响评价和科学论证就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高污染、高能耗、低效益、原材料生产加工项目占相当大的比例。

　　“几乎所有的重化企业都集中在大江河流域，这就相当于在流域内生活的人口头上悬着无数柄利斧，随时有可能掉下来取人性命。”清华大学那位专家说，严重淡化的危机意识，是当前大江河流域环境安全隐患的主观原因。

　　一位多年从事化工企业环保的专家说，在国外，出于运输、取水等方面的考虑，一些化工企业也建在大江大河边，但那些企业都被要求实施更严格的环保措施。

　　这位专家曾考察过一个建在密西西比河附近的化工企业，企业排放的废水尽管达标排放，但还是被环保部门要求排入密西西比河之前必须在厂区内的排水系统待十几天，期间还要不断地监测处理。这样，一旦企业的污水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污水不会立即被排入附近的河流，而是会在厂区排水系统中被及时处理。

　　清华大学那位专家就此分析比喻说，“这就相当于在利斧和人的身体之间有了一个隔断装置，一旦斧子掉下来，不会伤及人身，但中国的大江河流域的污染一旦发生，就毫无缓冲地直接危害公共安全。”

　　痛定思痛

　　《华尔街日报》12月5日的报道说，在吉林石化爆炸引发的环境污染发生后，国际上对中石油方面一开始试图隐瞒污染事故的做法表示了强烈不满。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财政部长安基里德敦促其大型教师退休基金出售其所持中石油股份公司价值约2400万美元的股份。“我们继续对中石油投资不仅会使我们的资金存在风险，也会损伤我们的声誉。”安基里德说。

　　而对于俄罗斯而言，那团被爆炸所产生的苯等有毒物污染的流水在流经该国境内的阿穆尔河时，当地要检测出污染的范围，可能需要花费数年时间。俄罗斯官员称，这块苯漂浮带可能会影响到整个阿穆尔河流域，而该地区拥有150万人口。主要城市哈巴罗夫斯克的居民已经开始贮藏饮用水。对于中石油的表现，俄罗斯著名生物学家、前环境问题总统顾问雅布罗科夫也表示了强烈的批评意见。

　　不过，面对来自国际国内两方面的批评压力，中国政府此番表现出了坚定的“不护短”策略，在相继解除了爆炸事故单位——吉林石化老总——的职务后，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近日也因此辞职，有消息称，解的辞职是因为在爆炸发生后，环保部门没有及时作出反应，导致延误了最佳的挽救时机。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王玉庆则在近日表示，鉴于中国已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全国环保系统应从松花江污染事件中必须吸取的教训，一定要建立突发性重特大环境污染事件的应急机制。

　　对于偌大的中国国土而言，这一应急机制应该是生正逢时。王玉庆透露，仅在11月，国家环保总局就接到36起突发性环境污染事故的报告，其中特别重大的3起，重大的10起。

　　针对高层的这一系列举动和表态，国家环保总局一位不愿意具名的官员认为，这至少是给环保机关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该你管的事，你一定要管起来，有多大的权，就要达到多高的效率，否则就是失职。

　　不过，这位官员也表示了对今后工作的担忧：一是现在的地方环保部门都隶属于地方政府，一旦查处地方企业，就会因为利益因素受制于企业的实际受益人——地方政府；另一方面，环保机关是个“弱势单位”，人员少，人微言轻。

　　这位官员说：“以我们总局为例，整个机关加起来也就是不到300名专业人员，而人家美国环境保护署有1万多人，任务越来越重，谁也不知道，今后的工作应该怎么样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