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薪专家”孙武胜支招民工讨薪

　　本报记者 王丽 刘丽普

　　昨日，“讨薪专家”孙武胜做客本报，半天的热线接听，孙武胜说，农民工要注意主动维权、理性维权，在讨薪中成长为“讨薪专家”。

　　昨天上午2个半小时里，孙武胜共接听了30起讨薪投诉，其中没有任何法律知识、不懂得依据欠薪原因选择解决途径的热线占大部分。

　　分析欠薪原因，孙武胜认为建设单位拖欠建筑公司工程款、导致建筑公司无力发放工人工资；工程层层分包，中间环节的建筑公司或工头恶意拖欠导致最末端的农民工拿不到工资，这两种根源性的欠薪难题没有明显改善，农民工要长期维护自身利益还很难。今年被欠薪的农民工看起来有所减少，主要是由于政府各部门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积极态度，以及媒体舆论的关注让建筑公司不敢拖欠，与此相对应，农民工主动维权的法律意识还不够。

　　在当前社会上的“讨薪风暴”之后，农民工该怎样维护自身的工资权益，孙武胜建议，政府要以建设单位或建筑公司为农民工设立工资保障金作为工程开工审批的一道手续，农民工拿不到工资时，政府可以启动保障金。另一方面，农民工要增强自身的维权意识，让农民工中的“孙武胜”越来越多。

　　孙武胜透露，适当时候将考虑在河北设立“孙武胜维权工作室”河北分站，以帮助河北的农民工追讨欠薪。孙武胜的联系电话是(0)13152499185、（029）87806563。

　　昨天，从9时到11时30分，在孙武胜接听电话的150多分钟里，本报的热线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对每一位打进热线的读者，孙武胜都做了耐心的分析和解释。从来电情况看，农民工提到的欠薪问题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起诉费可缓缴、免缴

　　◎读者：我是湖北人，叫殷福泉。去年承包了一个工程，在石家庄某村干粉刷活儿，该村至今还欠我10.8万元，对方给我打了欠条，写明是欠我人工费，但我们是承包关系。劳动部门不管，打官司起诉费要1万多元，我拿不出来，现在该怎么办？

　　孙：劳动部门只负责解决劳动关系双方间的问题，你手里有欠条，证据充分，应该向在所在地的法院起诉。没有起诉费的话，可以到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开一张经济困难证明，凭证明可以缓缴或免缴起诉费。你作为农民工的代表，也可以将欠薪农民工的工资列一个表，找清欠农民工工资的机构解决，这样讨薪更快些。

　　■及时申请“强制执行”

　　◎读者：我的工资被拖欠一年多了，已经向法院起诉了，但判决书还没下来，还有多长时间能拿到工资？

　　孙：审理后，不超过20天判决书就可以下来。判决书下来后，上诉期是15天，15天之后还有一个自动履行期。如果对方没有上诉，又过了自动履行期，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读者：有人欠我的工程款，法院的判决书要求对方3天内支付清，但我还没有拿到工资。

　　孙：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工商局可查公司底细

　　◎读者：我是赞皇县的，2003年的4000元工钱一直没有拿到。工地上的“带班”给打了欠条，老总也签字了，但现在找不着老总，总公司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孙：在村委会开一个证明，盖上乡政府的章，到工商局查一下该公司的注册档案，就能知道地址是哪。也可以通过律师事务所查询，但需要缴纳一定费用。

　　■多种渠道搜集证据

　　◎读者：我们几个人集体承包了某厂的工程，现在欠我们工资。我们没有合同，也没有结算单。

　　孙：要想办法让对方结算工程，打下欠条。注意要让公司的人或安排你干活儿的人写明你们都干了什么活，具体工资是多少钱，最好盖上单位的公章。

　　◎读者：我是个

　　孙：尽量让他打一个欠条，如果不给打，就找两个和你无利害关系的人，证明你在这个地方打工，这样遇到对方有意赖账，你去劳动部门申诉或去法院起诉都有了证据。同时要注意别错过申诉时效。

　　◎读者：我10年前和一个广州人合作，在广西承包了一个大厦，他只给了部分费用，还欠我和工人们很多钱。

　　孙：你和他有没有合同？

　　读者：没有，只是口头协议，我手里还有一些来往的信件和快件。

　　孙：速寄电文也是很重要的证据，可依此起诉。

　　■工资被扣可申请仲裁

　　◎读者：我在石家庄打工，因请假超过了期限，公司以旷工为名扣了我工资，是不是合理？

　　孙：劳动者旷工长达一定时间，扣发工资是有法律依据的。如果是因为特殊原因旷工，应该向用人单位说明。

　　读者：应该是扣当月的工资，还是下一个月的？

　　孙：这个国家没有明确规定，如果扣的数量明显偏多，就有克扣劳动者工资的嫌疑，可以到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诉。

　　◎读者：我妻子怀孕了想辞职，但老板不给结算工资。

　　孙：根据劳动法，劳动者辞职应在一个月前通知单位。如果是请产假，可以写一张请假条。单位不让走，可以向劳动部门进行申诉，并根据企业的级别选择对应级别的劳动部门。

　　■讨薪不要有过激行为

　　◎读者：我在酒厂跑业务，公司已经两年多不给报销差旅费了，总共欠我们两万多元，后来我们截留了8000多元的酒款，经理就把我们告了。

　　孙：你们的行为显然不够理智，尽管公司拖欠你的工资，但在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截留公司的货款，就属于挪用和占用他人财产行为，要负法律责任。你们应该通过劳动部门追讨自己的工资。

　　■总包公司也负欠薪责任

　　◎读者：我们去年在省会中山小区干活儿，现在小区的房子都卖了，但开发商和承包监督单位来回推，不给我们工资。工程完工后结算了，结算单也很清楚。

　　孙：可以到监督单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读者：开发商承包给第三建筑公司，第三建筑公司把活承包给分公司了，分公司让我们干活。

　　孙：总包单位是有责任的，应该起诉三建。

　　■超过仲裁时效应去法院

　　◎读者：我的一个亲戚是包工头，2003年秋天一个建筑工地欠他的钱，一直都给不了。

　　孙：账结算得清楚吗？

　　读者：结算得很清楚。

　　孙：可以到人民法院起诉。

　　读者：法院让到劳动部门。

　　孙：你手里有没有证据？

　　读者：口头结算的，没有证据。

　　孙：现在已经过了劳动仲裁的2年时效，持劳动仲裁机构出具的《不予受理通知书》，到当地法院起诉，法院应该受理。

　　(以上为本报热线实录，所涉及的用人单位均未做调查)

　　“被迫”自学成材的“讨薪专家”

　　本报记者 刘丽普 王丽

　　孙武胜，陕西省富平县一个普通农民。几年前，他还是一个多次被拖欠工资的小“包工头”；几年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专门帮助农民工讨要工资的“讨薪专家”。从2004年5月成立“孙武胜维权工作室”以来，孙武胜已为农民工打了300多场讨薪官司，要回500多万元钱。

　　昨日，孙武胜应本报之邀，再次与记者面对面。简单几句寒暄，记者发现，他的改变不仅仅体现在自己的“身份”和穿着，不再是挣“苦力钱”的农民工或小包工头，更大的改变是他的“大脑”：如何为农民工讨工资、农民工如何避免被欠薪、农民工何时不用再讨薪……这些都是他不断思考的问题。而不变的，是他的热情、纯朴、执着和那口浓重的陕西口音。

　　■曾计划炸楼讨工钱的孙武胜

　　说起为何走上用法律讨薪之路，孙武胜备感辛酸，不胜唏嘘，他说这是被逼无奈。“在要不到钱的时候，我也曾有过过激的想法———他们可以绑架我的孩子，我也可以绑架他们的孩子。我甚至想好了怎样去买炸药，怎样去炸大楼。但是，当我想到我的老婆和孩子，我退却了，这样做了钱还是拿不回来。”孙武胜说。

　　1995年3月，通过朋友介绍，孙武胜领着十几个人到西安某建筑公司打工，本应该得到2万多元的工资，最后却连一分钱也没有拿到。从1995年到2000年底，共有9家单位欠他和工程队的工钱8万多元。为了要回这些钱，孙武胜路费花了不少，时间耗费了好几年，然而一切都是徒劳，有些单位不是没有钱，而是有钱压根就不想给。

　　孙武胜说，那几年间，每逢过年过节，只要他回家，就有人到他家里要工钱。无奈，好几个春节孙武胜都是在外流浪。平时回家也是“偷偷地”，天黑之后溜回去，天还不亮又悄悄地“逃出来”。1999年大年三十，3个农民工为了讨要总共2000多元的工资，竟把他12岁的娃儿绑架了。再次见到儿子的那一刻，孙武胜发誓，一定要把别人欠自己的工钱要回来。

　　“就在那时候，一个电视节目深深触动了我。”孙武胜在电视上看到一个60多岁的老人，为讨个公道自学法律，与公安部门打官司，“我还年轻，我为什么不能学习法律，用法律手段讨回自己的工资？”

　　■被迫学习法律知识的孙武胜

　　从此，孙武胜在打工之余自学法律。提及第一次购买法律书籍，几年过去了，孙武胜依然记忆犹新。当时，孙武胜只知道西北政法大学门口一个小书店卖法律方面的书，可当他来到那个小书店，发现那里的书籍全是法律书籍时，孙武胜却蒙了，不知道买哪一本能帮上自己的忙。孙武胜出来找了一个看样子是从农村来的男同学，那位同学告诉他应该先买最基础的法律书籍，如《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等，于是他就买了这两本书。

　　孙武胜第一次打讨薪官司，是到西安市碑林区法院起诉一家建筑公司。由于经验不足，此案先后进行了4个“回合”。2002年8月，他终于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及利息。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打赢了9场官司，要回了自己的8万多元血汗钱。

　　一个普通农民，通过自学法律，一年多时间先后打赢了9场劳务纠纷官司，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具爆炸性的新闻。媒体报道孙武胜的事迹后，很多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纷纷前来取经，“我是一个农民工，深深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情，感觉应该帮助他们拿到自己的血汗钱。”就这样，孙武胜开始了义务为农民工讨薪之路。

　　■“大学生叫我老师”的孙武胜

　　孙武胜告诉记者，一年365天，他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是在法庭上度过的。“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没有休息日，每天晚上12时睡觉，早上5时多起床，整天都是忙忙碌碌，在农民工、包工头、建筑公司、法官之间来回奔波。”据悉，最忙碌的2004年10月，在22个工作日中，有20天在法庭上度过。“全国各地的农民工都向我咨询，接电话最多时，一个月达到了2508个，平均每天80多个电话。”说话间，孙武胜的自豪也写在了脸上。

　　鉴于有那么多的农民工不能按时如数地拿到自己的工资，有那么多的人来咨询，那么多的人请求帮忙，2004年5月，孙武胜租了间房子，成立了“孙武胜维权工作室”，挂靠在西安市劳动局和民政局下属的西安天与劳动保障事务服务中心。目前，孙武胜的工作室有七八个志愿者，都是政法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每月只有三五百元的生活费，还有媒体的几个记者配合讨薪做一些报道。“他们都是大学生，我是初中生，他们反而叫我‘老师’，我感觉十分不好意思。”

　　孙武胜虽然在不辞劳苦地为农民朋友奔波着，但是，他并不想当什么“绿林英雄”，他希望政府多做一些事情，将一些政策落到实处，让人们不再关注民工讨薪，不再报道民工讨薪，不再报道孙武胜帮民工讨薪。

　　■用正义和法律讨薪的孙武胜

　　孙武胜打了这么多官司，很少有人与他作对，“就算是建筑单位不喜欢我，在他们心中也是敬佩我的。”孙武胜说，他与人打官司总是保持心平气和，不与人吵架，用证据说话，以理服人。“我经常与建筑公司和包工头说，你们工作是为了老婆孩子有个安逸的家，这些农民工干活也是为了老婆孩子能吃口饭、有学上，而他们辛辛苦苦把楼盖起来了，你们几十万的都挣了，而盖楼的农民工能挣几个钱，你们连这点可怜的钱都不给，良心何在？”孙武胜说，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帮很多农民工拿到了工资。

　　让孙武胜担忧的是，官司虽然赢了，但执行起来很困难，很多人赢了官司依旧拿不到钱。他不止一次地感慨，从国家部委到地方政府，关于解决劳资纠纷的会议不断在开，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红头文件一直在发，相关法律也不断在完善，可事实上，包工头席卷工人工资逃跑的事情还是层出不穷，包工头和投资方互相抵赖不给工人工资的情况还是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