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广雅激荡抗日救亡钟声

　　冠冕楼是上世纪30年代广雅中学的校图书馆，在历史的风雨中，老建筑的道道风霜遗痕说尽了岁月的沧桑。（资料图片）

　　明天就是“一二·九”运动70周年纪念日，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研究室、教育部

　　为此本报推出特别报道，以广雅学子追忆母校在抗日时期的点点滴滴，回顾广州这座历史名城在峥嵘岁月中的光荣一页。

　　我家共有三代五口人在广雅中学读过书，包括父亲、妹妹和我，还有我的外甥和侄女。1962年，我考入广雅中学。在广雅读书期间，每当我经过学校山长楼东北角那棵浓阴蔽日的大榕树，看到挂在榕树上的那口大钟时，都不禁想起我父亲李光中(曾为广东省文史馆领导，于1989年去世)曾说起“一二·九”运动期间他在广雅中学的日日夜夜，我的耳边仿佛也听到当年那震撼上千广雅学子心魄的激荡钟声。

　　“秘密学联”与敌周旋

　　我父亲李光中在1934年考入了省立一中———广雅中学。当时东三省已陷落日寇之手，1933年日军又侵占热河，1935年悍然发动华北事变。国民党政府却只顾“清剿”红色根据地，企图消灭红军，而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白色恐怖笼罩下的广州整个政治空气十分压抑。李光中在广雅一边读书，一边焦虑地关注时局发展，为国土沦丧而痛心。他从国民党反动报纸上看到，共产党红军领袖朱德在一年半时间里竟然先后被“打死”过6次，这使他对当局充满欺骗性和虚伪性的宣传深恶痛绝，也深感国难当头，躲在书斋里是无力挽救苦难的祖国的，必须投身到抗日图存的斗争洪流中去。

　　1935年初，李光中在广雅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秘密学联”。他在“秘密学联”里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论》等理论书籍。不久，他就担任了“秘密学联”秘书，负责秘密出版印刷和发行革命宣传品。同时，他与“秘密学联”的其他成员一道，团结广大同学，与校内反动势力斗争，掌握了学校学生会的领导权。另外，李光中又担任时事研究会负责人，负责出版《时事批判》双周刊，组织同学们积极参加时事讨论。

　　这些活动引起了校长黄慎之的注意。黄慎之是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的骨干分子，他不能容许进步学生在自己眼皮下进行抗日活动，于是指派其爪牙、校长室秘书燕金不断警告和威胁进步学生骨干，扬言要对他们“惩戒”、“开除”甚至“法办”。进步学生骨干对校方的威吓嗤之以鼻，依靠大多数同学坚持斗争，使校方又恨又恼，但慑于大多数学生的威力，始终不敢轻易下手。

　　钟声激越羊城沸腾

　　1935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12月12日那天，以中山大学“中国青年同盟”成员钱兴、粟稔、曾振声(即曾生)、虞焕章(即杨康华)、李康寿、温焯华、梁嘉等一批进步学生及何思敬、邓初民等进步教授为骨干，以中大文理法学院师生为主体，发动中大、中大附中、医学院等3000多名师生员工参加游行，公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游行后学生们立即与勷勤大学、广雅中学、执信女中、知用中学等全市各校联络。广雅中学校当局禁止学生开展救亡运动，中大前往广雅联络的同学被校方赶了

　　出来。不过，广雅中学的进步学生也针锋相对，立即秘密商量行动计划。尹焯辉、李士洋、胡泽群、李鹤超(即李超)、李光中等学生领袖分头动员全校同学起来参加抗日活动。12月31日，广州学生第二次举行了全市性的示威游行，以中山大学和中大高中部学生为主，发动广雅、知用、女师等学校学生参加。在广雅中学，临出发前，李鹤超奔到挂大钟的那棵榕树下，猛烈敲钟，很快就集合了1000多名同学，冲出校门，与各校的队伍会合。整个游行队伍约有6000多人，像一股洪流涌进市中心。游行队伍以“国立中山大学抗日示威大游行”的门旗为前导，同学们手持标语，沿路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等歌曲，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队伍向西南政务委员会进发，向当局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对日宣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广州学生示威游行中，广州人的抗日热潮爆发了!从此，在广州学生的影响和带动下，广东全省的救亡运动就像珠江水似的一浪高过一浪，势不可挡，汹涌咆哮向前。广雅中学也由此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新浪潮。

　　万人同心声撼全城

　　1936年1月9日，“一二·九”的“满月”之日，广州各校学生举行全市第三次大游行。这次示威游行由中大、广雅两校的进步学生经过秘密联系，有组织、有计划地联合发起。学校当局在游行前夕听到消息，虽企图阻止，但为时已晚。当天9时，胡泽群和李光中两人再次敲响了大榕树下的大钟。钟声激越，催人热血奔腾。全校1500多名参加游行的同学斗志高昂，在自己班的宿舍前面集合整队，在班代表和进步同学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市区进发，加入了游行大队伍。这支队伍由中大、中大附中、民大、民大附中、广雅、女师、执信女中、教忠、仲元等十多间学校学生组成，有一万多人，声势更为浩大。游行队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等歌曲，声浪震撼全城。

　　游行队伍会集到长堤新填地，在这里召开了全市学生抗日救国大会，宣布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推举中大曾振声为“联合会主席”，并通电全国:响应北平学生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对外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会后，队伍继续在市内示威游行。

　　当广雅的队伍一回校，胡泽群就吩咐李光中再次敲响大钟，连夜召开了全体同学大会，通过了为抗议反动当局妨碍和破坏学生参加抗日救亡示威游行而罢课3天的决议。同时，要求学校当局发还学生缴交伙食费中的多余部分，以作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经费。会后，学生们绕校园游行一周，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救亡歌曲直至深夜。

　　钟声再起抗争到底

　　1月10日早上，广雅的钟声再度响起。同学们齐集广雅礼堂，宣布开始集体罢课，并召开大会，推选代表与学校当局交涉发还多余伙食费，还组成了宣传队和纠察队。为防止反动当局干涉，同学们关闭了学校大门，控制了电话和粮食，隔离了在校的教职员，还在高大的校墙四角设置瞭望哨，隔断校内外联系。一场为争取抗日救亡民主自由的斗争在广雅校园开展了。

　　校长黄慎之眼见同学们又要开大会，既无法制止，又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急得直跺脚。教育当局发现电话不通，估计广雅校内可能已经“出了事”，马上求宪兵司令部派宪兵来干涉，企图冲进学校抓人。胡泽群、李鹤超、李光中等人紧急敲响大钟，带领同学们顶住学校大门，不让宪兵进校，形成了对峙的局面。学生纠察队见宪兵们拼命在推那道又大又厚的校门时，立即搬出几十支军训用的七九式步枪，从大门的小孔伸出去，喝道:“不滚开就开枪啦!”吓得那些宪兵个个抱头鼠窜。后来，宪兵队找人推来了几大板车大米，假称给同学们送粮食，试图用板车把校门撞开，结果又被同学们识破。当局见硬来不行，又想来哄骗那一套，让特务到处造谣，说广雅已被包围，学生出不来。中大学生听说后，立即派“中青”成员冯道先带一批人马前去支援，到广雅后一看情况不是这样，就把造谣者揍了一顿。特务们对冯道先怀恨在心，3天后在“一·一三荔湾惨案”中把他抓走，装进麻包里用刺刀活活捅死了。

　　广雅的罢课斗争从10日晨起一直坚持到12日中午。学校当局终于被迫接受了同学们提出的要求。于是同学们重新开放大门，解除对电话和粮食的管制，恢复教职员的行动自由。

　　血洒荔湾正义长存

　　罢课胜利后的第二天，即1月13日，广州各校学生第四次举行游行示威。广雅校园再一次响起洪亮的钟声，同学们重新抖擞精神，迅速组织集结在校门附近，趁宪兵和校方猝不及防，突然打开校门，潮水般蜂拥而出，冲上街头，与全市的游行示威队伍会集，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引来大批市民的围观和喝彩。

　　当近千名学生的队伍游行到荔枝湾时，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派公安局长和特侦队长带领100多名特务、流氓，打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的旗号，混入游行队伍。到了荔湾桥，流氓特务们突然从沙面东桥冲出来，拔出手枪开枪扫射，挥动暗藏的铁尺凶器冲入学生游行队伍内大打出手，当场杀害中大学生朱文畅，打伤100多人，还绑走受伤学生十多人。中大、广雅和其他学校的爱国学生血洒荔枝湾，造成轰动全省的“一·一三荔湾惨案”。

　　惨案发生后，当局立即宣布全市戒严，并派出宪兵警察，大批逮捕抗日救亡运动骨干和进步学生，何思敬、邓初民等进步教授的住宅也遭到搜查。白色恐怖又重新笼罩着广州。但这一暴行，激起了广大爱国学生和群众的强烈愤慨，更激发了他们坚决要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斗志。“一二·九运动”期间广雅的钟声，像春雷唤起了广大青年学生救国救民的觉悟，绝大多数同学从此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去。广雅的钟声像号角，使广雅成为一个革命者的摇篮，从这里走出一批又一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的志士仁人，他们走向抗日战场，活跃在敌后根据地，深入敌占沦陷区，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不朽贡献。1936年，几位在“一二·九”运动期间表现突出的学生，包括尹焯辉、李士洋、胡泽群先后在广雅加入了共产党;李鹤超、李光中、陈冠中、刘汝樑、邓演猷、魏南金等一批进步学生成为“中青”组织的骨干力量，他们都在抗战初期先后加入了共产党。我父亲李光中是在1938年在中大加入共产党的。1937年1月，广雅建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此后，广雅的党组织为党培养了不少干部。

　　70年前，广雅在“一二·九”运动期间的激越钟声，将长久地回荡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也将启迪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