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济靠政府　施舍凭市民　

　　救济靠政府施舍凭市民

　　针对老人聚居行乞一事，深圳民政局福利处处长表示当地政府应当负起责任来

　　“乞丐楼”调查之帮助与管理

　　每个社会都有一些不能完全制度化，公共政策很难抵达的模糊地带。不管是基于城市决策者防止乞讨“变异”的务实，还是部分市民担心乞讨扰民的现实，抑或其他市民良心流露的真实。面对灰色地带，我们有时需要妥协，有时需要表现果断，有时则需要显示仁慈。

　　本报连续两天的《百名老人聚居行乞》报道引起各位关注。昨日，深圳市救助站站长与深圳民政局福利处处长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市救助站站长唐荣生表示，2003年8月废除收容制度，《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在深开始实施以来，对乞讨者的救助依据的是自愿原则。目前，深圳有三个救助站点。

　　市救助站数百床位闲置

　　针对乞讨者，以前的模式是公安收，收容(遣送站)留，然后将乞讨者送回家。自从收容遣送制度改为救助管理办法之后，依据的是自愿原则。如果流浪乞讨者不愿接受救助，救助管理站无法强制对其进行救助管理，如果受助人员自愿放弃救助离开救助站，事先告知后，救助站也不得限制，公安人员也不能采取强制的执法手段。据市救助站站长唐荣生介绍，收容遣送时街面上的乞丐比较少，在收容人数中却有大约20％—30％的比例，而现在只有个别实在讨不到吃的乞丐才会来求助。

　　对乞丐这个群体的救助，按政府职能划分，应由民政部门的社会福利处来负责，具体则由救助站来执行。

　　针对整栋楼都住着来自同一个地方的老年乞讨者的现象，唐荣生表示还从未遇到过也未听说过。他表示，如果这些老人愿意，救助站会尽力帮助他们。冬季到来，市救助站就卫生、床位、过冬衣物、棉被以及药品做好了必要的准备，而且最近由于防治禽流感，现在进救助站前还要量体温，防疫措施也十分到位。唐荣生表示，深圳市救助站共有700多个床位，平时每天大约只有100人在站，最高峰也不过300人，因此床位不是问题，目前只需要进行调整即可，御寒的棉被等物品与床位相配套，因此也不需要增加。对于经费的增加，唐荣生表示不是问题。

　　当地政府应负起责任来

　　深圳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邹家栋表示，这些乞讨者去救助站是最好的救助渠道，但这都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在平时的工作中，公安、城管部门碰到乞讨者，不会像以前那样强制驱赶，会劝导其去救助站。邹家栋同时表示，救助站只是一个短暂的救助机构，不可能为其安排房子住、安排工作做，更不可能长期将他们养起来，最终他们还是要回家去。他表示，对于那些因年老、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当地政府部门应负起责任，完善养老制度，解决其生存问题。我国城乡居民有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有“五保”供养及其他社会福利保障，只要这些措施真正实施起来，这些问题其实不难解决。当记者问到深圳民间慈善机构对这些弱势者的帮助时，邹家栋表示，民间的慈善机构也只能像救助站一样进行临时安置，不可能将其养起来，深圳700多个民间组织，目前还没有终身养老类型的组织。

　　此外，对于一些实在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员，一般会送往省属救助站惠州市博罗县的杨村救助站，该处可进行终身性的安置。

　　周围居民：这些老人春节很少回家

　　居住在黄贝岭中村的住户，对于这群规模庞大的河南乞讨者印象深刻。周围的居民介绍，这些老人已在此居住了好几年，他们一般会在九月份和十月份离开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继续原先的生活。当大家打起行囊回去过春节时，却很少看到他们背着大包小包往家赶。一名乞讨者曾告诉记者，越是春节，越是讨钱的旺季。

　　凌晨做饭影响周围居民休息

　　刘姓居民：至于这些老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他未问过。“但从其表现和打扮来看，应该是乞讨者。”

　　吴姓居民：这些人都年龄偏大，而且都来自外地，为了节约钱而群居在一起，看上去也挺可怜的。虽然他们在黄贝岭周边乞讨，但并不会影响治安、环境。

　　张姓妇女：这些老年乞丐不会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这点她不用担心。但他们每天凌晨回来时，又是生火做饭，又是无所顾忌地大声聊天，弄得稀里哗啦响，影响周围居民的休息。

　　内心同情不过希望他们自立

　　在科技园上班的蔡小姐：“矛盾”一词可用来形容自己对这些老年乞讨者的看法。她说，她得知这栋楼的乞讨老人的悲惨境遇后，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们，愿意给予施舍。但是，若给钱，在某种程度上会助长对方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心理，因为有些乞讨者完全可以自食其力。

　　出租司机肖师傅：在红绿灯路口等车过程中，时常有一些乞讨者拿着碗，伸到窗边。不敢肯定其中有来自报道的这栋楼的乞讨者。他表示，有时乞讨者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方式，抓住车窗。出于安全考虑，只好给予1元五角。

　　华强北振华路一副食店店主程女士：从早上营业起，上门的乞讨者一拨又一拨。乞讨的有老人，但也有一些手脚健全的年轻人，完全是好逸恶劳。在她看来，这些乞讨者令她很烦，她一分钱都不会给，再赖着不走她会采取强行驱逐的手段。

　　媒体工作者李先生：像在这栋楼里的老年乞讨者，包括其他的老弱病残的乞讨者，他都会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们，认为其乞讨行为是迫于生活无奈，一般施舍1元钱。但对方若是年纪轻轻且手脚健全，他则不予理睬。“特别讨厌那些纠缠不放的。”

　　社会学家：两地政府需要协商救济

　　深大易松国：民政部门牵头调研寻找对策

　　说到深圳一栋楼里住满了同一地方的乞讨者，深大社会学系主任易松国表示，任何一个城市都存在乞讨现象，乞讨者一般会选择比较富有的城市乞讨，加之深圳人口结构又以外来人口居多，具有一定宽容性和包容性，所以这种情况也在预料之中。他认为，目前出台的救助政策对乞讨者很难达到真正的救助效果，即便将他们遣送回去，谁也不敢保证他后脚会不会立马又来。另外，政府也不可能采取强制性的驱逐措施。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处理起来很棘手的问题，因为里面包含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他的建议是：能否由民政、公安、城管等部门牵头，对这一课题进行深入调研，进一步寻找可行对策。

　　北大夏学銮：治本需要建立救济机制

　　现年60岁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夏学銮教授毕生研究的内容之一便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系。谈及同村乞讨部落聚居深圳一栋楼的现象，他表示：从收容制度变为救助制度，由于这一过程变化太快，中间有些该衔接的没及时跟上，空白点太多。“针对城市乞讨人群，在收容制度未取消前，参与管理的有民政、公安、城管等部门。”他说，而现在，几个政府职能部门退出了这一块的管理。民政部门所承担的救助这一部分实际起不了作用，因为接受救助的前提是自愿。事实上，关于城市乞讨人员的管理是个真空地带。

　　夏教授表示，政府需从源头上进行疏导、管理。他建议，由乞讨者流出地的政府出资，建立救济院，收留老弱病残且没有子女扶养的乞讨者。这栋楼里的乞讨者也可以入住深圳救济院，但这部分费用应由流出地(河南)财政转移支付。“不管是在流出地接受救济，还是在流入地，两地政府部门应本着共同协商的原则。”

　　在夏教授看来，主要根源还是一个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目前整个社会保障体制还不是十分健全，有待进一步完善。他称，政府可否出台一部《乞讨法》，从而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真正做到治本，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治脚。

　　后记

　　本报连续两天跟踪报道《百名老人聚居行乞》(参见前日A40－41版，昨日A38版)。在乞讨为生无可厚非的前提下，我们的报道基于一个朴素的起点——相信这些老人应该得到救助。在此起点之上，我们相信救助是政府的责任，而施舍则是市民的自愿。希望本报报道促进乞讨者老家政府部门落实脆弱的农村保障措施；也希望提醒深圳城市管理者注意防止乞讨“变异”的可能；更希望受到“骚扰”的普通市民能够理解，进而明白在一个移民聚集的城市中，让渡部分权利和争取部分权利同等重要。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刘晓燕陈铭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陈以怀

　　图：

　　逼仄的房间里住满了来自驻马店的老人，他们白天休息晚上到附近的商业街去乞讨为生。

　　在坚硬的墙壁中间，老吴和几个同伴在简单地吃一些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