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众议

　　12月1日刊载《部分主流经济学者回应信任危机》一文后，本报收到众多读者来信。为充分呈现各方主张，特编发部分来信，以飨读者。

　　当下的中国根本就没有经济学家！大凡能称为“家”者，其成果必然是在某一领域“成一家之言”，或是学术观点，或是研究范式，抑或是方法论上有所突破。应该说这还仅仅是最底线！试问，当今经济学界有人达到这最底线的要求吗？

　　试看当下经济学界，要么是贩卖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要么是固守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套路，引经据典地论证各种所谓的经济现象！还有的就是“货于帝王家”，成为御用“经济学家”。更有甚者“唯金钱是图”，彻底地变成了商业社会的奴隶！

　　当前，中国改革又进入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历史时期，时代呼唤经济学家，公众也期望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的良知，用自己的知识为最大多数人谋福利。希望中国经济学界“知耻而后勇”，早日诞生出自己的经济学家。

　　———张献忠，天津

　　利益集团为什么会找经济学家立言？为什么不找我，让我也有一个“自利”的机会？因为话语权掌握在经济学家手中。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话语权而我没有？因为他们拥有“经济学家”的称号和地位。这种称号和地位又从何而来？这些掌握话语权的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不是在大学任教，就是在公共研究机构任职，一方面这些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赋予了他们“高级知识分子”的形象，使他们说的话更具权威性，另一方面这些机构的公共服务性质也赋予了他们“公共服务”的形象，使他们的话更具可信性。公共服务机构在赋予经济学家“公共服务”形象的同时，也赋予了经济学家“公共服务”的责任，既然收入来自于纳税人，就必须以纳税人为服务对象，高级知识分子也是公仆，这是一个基本的定位问题。

　　如果说研究经济学的有了成果，就可以以此为资本自利了，那么政府官员在有了政绩之后是不是也可以以职权为资本以权谋私了？都是拿公共身份和公共权利寻租。说到底，为利益集团代言根本就不是一个“自利”的问题，而是一个“以权谋私”的问题。所以，公众对于经济学家的“公正评论”的要求不是一个“泛道德化”要求，而是一个“职业道德”的要求。

　　———王鹏超，北京

　　当代中国所谓“主流经济学家”，采用的是西方经济学的路径选择。这种选择给中国经济带来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的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不可忽略的。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不光有关乎经济增长和市场竞争的经济学，也有关乎大众利益的穷人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而处于发展中的中国由于经济人才相对紧张，有效供给小于需求，更多的经济学从业者学习和选择的是事关发展和市场竞争的经济学，致力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对忽略改革发展中的负面问题。由改革和经济发展导向导致的路径选择引发了当下经济学内部从业人员结构的失衡，进而使得改革带来的潜在问题无法被充分关注。

　　最近关于经济学家的争论表面上是对经济学从业者道德流失的谩骂和能力不足的不满，事实上，这是一个改革路径选择的困境问题。从“郎顾之争”到邹恒甫的“大多不入流”，是一个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路径选择到主流经济学者内部的研究路径选择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逐步理性化和接近事实真相的过程。

　　———谭毅，成都

　　所谓主流或入流，至少有两个最重要的概念和标准：其一，科学、真理不识权贵，独立，追求，尊严，自我；其二以人的文明进步、人类的文明进步为大为重。

　　丁学良教授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首先应当是这样一个大写的人：不但有真知灼见，而且是社会的脊梁——不是富人的代言人，不是穷人的代言人，不是官方的代言人，不是聚众的代言人，而是科学真理的代言人，文明进步的代言人。因此，德国前总理科尔说：“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赵盖城，北京

　　难以认同今天整个社会，或者是舆论所营造的对经济学家的压力，尤其是对说实话的经学家的压力，盲从的社会更加让人害怕。

　　学者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做学术不是政治投机，学者本人更应有一份独立清高的操守。投机政府不对，投机民众也不对。任何真理的产生从来不会依据强大的政府支持或民众数量上的优势而产生。

　　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更能约束自己的感情，将实情传播给公众，为了长远的利益取得他们的支持，而不是挑起公众的不满，欺骗他们的感情，最终误导他们。企望我们的社会能善待中国少数几位真正的经济学家，为他们营造宽松的环境，不要将任何东西都与道德挂钩。压抑的气氛，泛道德意识形态的钳制，让学者们不敢说真话，如果这样的话，中国经济学界可能再也出不了大师！

　　———翟一达

　　丁学良说国内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接着《中国青年报》称自己调查有83％的公众支持这一说法。这样的调查，代表性和可信度令人生疑。今天的科学，发展一日千里，同行以外的人要评价，困难多多。假如问网上的朋友，中国有几个物理学家、化学家或者医学家，他们会怎样答？相信再大胆的人，也要回去想一想，不会像对待经济学家这样轻松。

　　轻松进而轻看经济学家，是中国的尴尬。因为经济问题不是物理化学，谁都可以发言。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似乎变得没有什么门槛，只要扯起为大众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的幌子，就可以发言，而且每发必能得到喝彩。比如，对奢侈品征税、最低工资制度等。

　　中国经济学家被赋予了过多的社会责任。中国有以官为师、以士为师的传统，不管身处庙堂还是江湖，学者都被要求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与胸怀。诚然，作为一门经国济民的学问，经济学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成为显学，经济学家被赋予代表公众利益、为众人指点迷津、引导公众致富、实现社会公平、影响国家政策等责任。在这样的氛围下，单从经济学家的出发点说，为民请命的受人尊重，为穷人说话的得到赞扬，而丝毫不顾这些观点的学理基础和实施后果。坚持科学方法解释经济现象的学者，反而遭到公众和媒体的质疑。

　　经济学家的比较优势是经济解释。诺奖得主萨缪尔森讲过，说好坏是非，做价值道德判断，科学家与普通人比并没有什么优势。经济学不涉及价值判断，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没有人情味的冷血学问，不算社会科学。恰恰相反，这正是作为一门科学的长处。经济学是社会科学，只有不带经济学家的个人成见或者尽量减少个人成见对经济研究的干扰，客观地指明人的行为或现象形成、演变的局限条件及其成本、收益，才能为改进社会提供真实的基础。否则，加入个人成见，人的真实行为被过滤、被误读的几率就增加了，反而不利于向人们提供客观的因果关系。

　　经济学家的责任所在，首先是把自己的理论基础搞对了。有了真功夫，经济学家不论任职于象牙塔内，还是奔波于滚滚红尘之中，都会游刃有余。当前中国经济学家的最大困难，不是为谁服务的问题，不是利益的追求蒙蔽了真理的眼睛，而是经济学的教育水平还很落后，经济学界的素质亟待普遍提升。经济学界把更多精力耗费在无谓的市场和政府、“左”和右、道德与科学、主流与非主流等的争论上，而对现代经济学的学习、教育、消化、吸收、应用的水平不提高，遑论对经济学的创新！

　　———田学斌，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