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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哈姆雷特》，英国人可以出多种精注本，精注的内容可以涉及到哈姆雷特所居住的城堡的背景。一本中国的神话传说《女娲传》，3000字，被英国学者杜德桥（音译）先生注成一本知识含量丰富的书。现代文学史家杨义认为，就鲁迅作品，中国的学者还没有做出这样的精注图书。上世纪90年代，他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图志》，第一次将不同类型的 鲁迅作品插图放到一起解读与点评，既重知识性又重趣味性，算是将鲁迅带到了读图时代。在他的书中，不同人笔下的阿Q会显示出不同人的读解，但无论是丰子恺还是蒋兆和，他们都把阿Q画成不惑之年，实际上在鲁迅那里阿Q还只到而立之年。文与图的互文阅读，总会生出更多联想。他认为，面对鲁迅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可做的内容还很多，中国现在的学者把它做窄了。“其实可以出鲁迅的很多选本，像《鲁迅文化论集》、《鲁迅对文明的认识》等，你可以看出，鲁迅所提出的人的精神萎缩的命题，对于当代也是有针对性的。一部《孔乙己》，里面有科举制度、知识分子废除科举后的出路、中国农村的风俗等，要是从这方面入手，也可以做出一本书。同样的，《祝福》里有礼学的民间化、有原始的祖宗崇拜、还有民间的抢婚，过年的礼仪……沿着这个思路注下来，会是另一本有趣的书，其实比那些不上不下的论文要贴近读者得多。”
经常到潘家园旧货市场淘书的俄罗斯文学专家童道明先生，记得他自己曾经买到过一本过去的书，一位历史学家写的当年的陕西之行，同行者有鲁迅。但是对比《鲁迅日记》同一天的记录，发现他写的是坐汽车。后来请教一位鲁迅专家，才知那时的人将火车就叫汽车。“我不知道这一版的注释者注意到这一点没有，如果没有，也就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误读。”他觉得，对于已经为人所知的作家作品来说，好的精注会带来更多的阅读性，也会产生版本的多样性。“我看俄罗斯那些作家的全集，常常会被注吸引，觉得做注的人不仅懂这位作家，还懂好多好多，是大学问家。”“我曾在潘家园买过最早的鲁迅翻译的《死魂灵》，许广平写的附记，写在1938年5月26日。文章说：‘而书的出来，先生已不及亲自批览，人生脆弱，及不到纸，这值得伤恸的吧。’我想后来的版本不会有这篇附记，但如果让我来做《鲁迅译文集》的编注的话，我会提到这篇文章，因为能想象到鲁迅生命最后阶段拼命译死魂灵的状态。对于今天的读者，如果被这样的文字感动，再读鲁迅的译文《死魂灵》，大概感受是不一样的。”本报记者 孙小宁
网络编辑:刘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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