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鲁”半个多世纪余响不绝

　　本报记者孙小宁

　　1938年，上海霞飞路64号许广平的住所，不足40平方米的客堂与亭子间，“桌椅相间，空间很小，凡有人进出，都得相互起坐相让。”在这里，许广平和众多鲁迅的朋友编完了《鲁迅全集》。几个月的酸甜苦辣，都被记述在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晚年著述《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在当时参与者那里，想法非常单纯：出版就是为了保存，印出来就留下了。这是

　　这是时代之限，所以才有后来的1958年版、1981年版，也有时隔二十年做出重大修订的2005年版。每一版的修订背后，都能找出耐人寻味的细节———就在1958年版《鲁迅全集》之后，周海婴上书中央，为了被排除在外的鲁迅二百封书信。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至今已经卖到19万套。而新版修订本无论从质和量来审视，都透出一些让人欣喜的信息，一种还原真实的努力。当然，它也不可能尽善尽美。

　　新版《鲁迅全集》的问世，引起的争议是广泛的，甚至包括990元的销售价格。周海婴的声音颇具代表性，他认为，超过版权50年的全集，是省却了稿费支出的，所以不应该如此高订价。对此，鲁迅专家孙玉石先生虽然也有同感，却表达了另外的看法：《鲁迅全集》本来就不是为普通读者预备的，对于当代读者，更应该出版更多样的选本。

　　一片争论声中，北京图书大厦销售纪录显示：新版不到三天半时间售出了70套。

　　这些交错的信息，很可能成为明年纪念鲁迅诞辰125周年、逝世70年众多话题中的一个。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预言：鲁迅远不能成为古典，因为与他共生的那个时代还远没有解决自己的课题。当代的学者杨义则说：不了解鲁迅，就不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但对于《鲁迅全集》以及鲁迅图书的出版，更逼人思考的当下话题应该是：如何让这笔全民族的共同财富与当代读者共享。是大家的鲁迅，而不是专家们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