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鲁迅全集》得与失

　　鲁迅的译作没有收入新版全集，是此次争论的一大焦点

　　“近史”性质的学术突破

　　修订后的新版《鲁迅全集》，在1981年版的基础上，经过三年细致繁杂的工作，成为现在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的一个学术成果。于它的成绩，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篇幅有

　　新修订版的《全集》，对于鲁迅著作原文，多数依据初版本，或定稿本、刊物发表文字，部分还依据存留手稿，进行了认真的校勘工作，订正了1981年版的一些错讹，误改，或将一些阙佚衍文，在注释里录出。如1981年版第一卷《坟·人之历史》“夫德意志为学术渊薮”，而初版“渊薮”为“渊丛”，查《河南》月刊原文，第二、三、四、五版及38年版《全集》，41年版《鲁迅三十年集》，均作“渊丛”，至56年版《全集》，始改为“渊薮”，81年版袭此。此次修订，已将“渊薮”改为“渊丛”。

　　新版《全集》注释，重要的修订错讹，新补增注，超过1000余条。这些“硬度”很强的工作的完成，给新版《全集》带来了“近史”性质的学术突破。仅就自己负责的第一卷，即可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如《坟·看镜有感》关于汤若望、杨光先的条目，81年版注释的文字，仅依据清阮元《畴人传》卷三“杨光先”条内容，而没有看到杨光先著《不得已》原书，不仅阙杨光先生卒年，对于他的几次上书礼部，弹劾汤若望，致其死罪，自己任钦天监，后因推闰失实下狱论罪等过程与具体时间的叙述，多模糊错讹；此次注释中，依据近年出版的《不得已附二种》一书里收录的丰富文献资料，原注里的诸多阙佚及错讹问题，都迎刃而解，注文也因此更确凿可信了。

　　《鲁迅全集》堪称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一部文化经典。能够两次参加它的注释和修订工作，是一种难得的修行和幸福。当然，新版《全集》一定还有许多不足，这些，都期待在今后不断得到专家与读者们的指教，进一步不断地去修改完善。

　　全集之后做什么

　　新版《鲁迅全集》问世后，我想起了另一个问题，一个作家的全集怎样编辑才是最好的？目前这个体例应当说体现了鲁迅生前的基本思路，至少反映了鲁迅的创作形态。但也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不能从时间顺序上全面反映鲁迅的写作轨迹。作者前后思想的变化不能一下子分辨出来。现在的青年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背景日渐隔膜，如果有一部编年体的全集，那对读者是个快事。人们会从鲁迅的思想演化过程，感受到不同时期的不同写作个性。

　　另一方面，全集也应考虑将作者的译文编辑进来。鲁迅生前的主要工作是从事翻译活动。他的译作产量很高，自己也很看重这个工作。出版机构能够编一套创作与译文交糅的全集，也会有另一番特色。我曾经说过，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是个作家。但现在的青年人好似不太知道这一点。其实鲁迅的许多作品，是受外国作家影响而产生的。介绍域外的文学，也直接催生了他的一些小说，彼此有一个互感的过程。现在的鲁迅全集，大概呈现不了这样的印象。如有专家潜心编辑，将其译著活动全方位地呈现出来，那是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译文的出版，也最好搞一些注释。这些译文的注释的重要性，也不亚于其作品的解析。鲁迅如何选择对应词的？为什么关注弱小国家的作品？那些版本背后的故事是什么？这些都应有所介绍。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如果只集中在少数学者那里，是一个悲剧。但我们中国的许多学人，喜放高论，夸夸其谈，不屑于去做普及性的琐事。我以为要普及经典，既应有学人的高头讲章，同时也要有史料的爬梳，和精微的笺注。而后者，在学理上的挑战，并不弱于思辨性的劳作。

　　老一代学者李何林先生生前是很关注鲁迅思想的普及的。主编的《鲁迅年谱》、《鲁迅研究动态》，就带有启蒙性的特点。我们现在了解鲁迅的时候，有时就参照了这些前辈的研究文章，从其注释里触摸到了历史。这种精神是一笔财富。李何林认为鲁迅是一座高峰，后人还未能攀完他。回想鲁迅的研究史，有许多是前人未竟的事业，今人要拓展的空间是那么广。鲁迅遗产的整理和出版，其实大有学问，远未完结呢。

　　《鲁迅全集》并不全

　　《鲁迅全集》先后出版过1838年、1958年、1981年和2005年几个版本。相比之下，1938年版虽然有不少遗漏，譬如未收书信、日记，很多佚文也有待日后陆续发现，但它却更接近于“全集”，因为包括了鲁迅的翻译作品和所整理的古籍作品。1958年版实际上是“鲁迅创作全集”，此外另出了一部十卷本的《鲁迅译文集》。1981年版较之1958年版内容上多有补充，编辑思路却是一样的，仍然属于“鲁迅创作全集”。现在的2005年版则是对1981年版的修订，整体框架上并无改变。

　　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新版《鲁迅全集》修订概况”称：“根据鲁迅著作的出版规划，将以《鲁迅全集》、《鲁迅译文集》、《鲁迅辑录古籍丛编》、《鲁迅科学论著》来分类整理出版鲁迅的著作。”这个“规划”似有不够周密之处。因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承袭的1981年版，基本思路是以“鲁迅创作全集”来代替“鲁迅全集”，将译文和辑录古籍排除在外；所以它才有一卷后人代编的《古籍序跋集》和《译文序跋集》，其中内容本来是鲁迅所出版的译著和所整理的古籍作品的组成成分。现在《鲁迅译文集》、《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与《鲁迅全集》属于同一“规划”，《全集》中这整整一卷却差不多都是重复的———作为“规划”，似乎不该这样。

　　孙郁兄说应该把鲁迅的译作也编进全集，我非常赞同。我甚至觉得应该有一部反映鲁迅毕生劳作与成就的“大鲁迅全集”，也就是说，真有一个完善的规划，把鲁迅的创作、翻译、古籍整理以及科学研究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统统包括在内。至少也应该像孙郁兄说得那样，把鲁迅的创作与翻译置于同等地位，因为鲁迅自己就是这样看的。否则就不能理解，鲁迅一生中的最后一年，为什么把主要精力用于翻译———而且还是根据德文转译———果戈理的《死魂灵》。

　　话说至此，涉及到某些问题，而五四以后一两代作家对此的看法，与现在有所不同。这包括文学史是否仅限于创作史，而不包括接受史在内；翻译是否只是由一种文字转为另一种文字，而与创作完全无关，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1938年版《鲁迅全集》可能更接近于鲁迅对自己的把握，而1958年以后各版则未免是用后来人的尺度去衡量、评估鲁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