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长“屁股底下一座楼”的背后

　　在部分边远及贫困地区，私分、贪污、挪用救灾、扶贫和移民安置等救命款项，已成为一些扶贫干部职务犯罪的重灾区。以广西为例，2004年1月至2005年2月，广西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挪用和私分救灾款、扶贫款和移民安置款等职务犯罪案件48件，涉案人员56人，占广西检察机关反贪系统立案总数的4％，涉案金额达1100多万元。（新华社12月8日电）

　　网上流传一句顺口溜，“西部贫困县，欠着群众钱；领导照摆谱，屁股坐丰田”。

　　公车改革，需要改革的倒不是“公车”本身，“功夫在车之外”。可以想象，在这些国家级贫困县，乡长“屁股底下一座楼”的背后，其实就是扶贫资源的流失和配置的低效率。

　　用于扶贫的投资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的预算。扶贫款项，作为一种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资源，显然稀缺价值很高。农村基层组织作为最基层的反贫困组织者、领导者，直接面对农村贫困人口，担负反贫困的具体实施任务。但是，他们既是扶贫项目的决策者、投资者、实施者，又是扶贫项目的执行监督和效益评估主体。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往往出现扶贫资金流失和浪费现象，甚至滋生贪污、挪用等腐败行为。

　　传统的救灾、扶贫战略的运转依赖政府强力的介入，而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冲动和节约成本的意识，与过分强调政府作用的配置机制已经格格不入。救灾、扶贫的市场机制与社会机制发育滞后，是导致目前救灾、扶贫投资效益低下，开发效果有限的重要原因。政府在履行救灾、扶贫职责的过程中，它的管理目标更注重的是整个基层辖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完成上级政府的指令性任务，在资金的运用、项目的选择等方面往往难于真正救灾到户、扶贫到家。这样一来，就很容易发生这种救灾、扶贫款被中间环节截留的现象。

　　在反贫困的行动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本应是“倡导功能、立法执法功能、宣传示范功能、协调功能、评价和激励功能”。我国的扶贫体制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依赖政府的强力介入，不管是扶贫的具体“行动”还是事后“评价”，政府眉毛胡子一把抓。要使扶贫资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良性互动，应该调整转变政府扶贫职能，改革自上而下的资源配置机制，打破单一依靠政府行政组织救灾、扶贫的格局，实现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社会机制的有机结合，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扶贫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