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火枪

　　清朝有一个文人沈三白说，他“童稚时，见渺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然后，沈先生感慨道：“此皆幼时闲情也。”其实，人间世大致如此——幼时闲情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罢了。

　　“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是革文化的命。既然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怎么能光靠动嘴皮子呢？既然革了文化的命，那文化就不吃香了。于是，上个世纪60年代末叶，是尚

　　尚武，自然要舞刀弄枪。而这，正中了男孩们的下怀，那年头，全民皆兵。

　　小学生，身穿求父母缝制的草绿色假军装，腰扎“讨换”来的电镀方扣带“八一”字儿的“武装带”，手持白蜡竿子红缨枪，在校园里列队，杀！杀！杀！可惜，红缨枪属“冷兵器”，太原始，又有官方色彩，不好玩。

　　好玩的是“热兵器”，枪。如果有一支木制手枪，枪把栓上红绸子，需要时，猛地从腰间拔出来向目标一甩，嘴里“啪”地一声，恍惚中，自觉形象英武，有藐视一切主世界沉浮的豪气。不过，若非家境尚可，那时，正而八经能玩上买来的玩具手枪的，不多。多的是用木头刻的，或是用红胶泥捏的。只是，就算铁皮做的玩具手枪，也还是“冷兵器”，不能真开火。

　　能真开火，且有一定杀伤力的是“洋火枪”，算得上是“热兵器”了。不知是谁的发明，那几年，这种“枪”很流行。很流行，一是因为，在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有一把真能开火的手枪，足以过过英雄瘾；另一个原因是，能娱乐的玩艺儿，大都被“革”了“命”了，玩什么呢？

　　我曾做过好几把木头的和胶泥的手枪，都“默默无闻”，而一把洋火枪，却让我称雄一时，记忆绵绵。

　　洋火枪，用粗铁丝拗成枪身、扳机和撞针，把十几节拆开的自行车链条串在一起，链条的两孔，一孔用来固定，一孔当枪管。最前端的两节链条，铆上自行车辐条铜螺母，做穿引“子弹”——火柴头的弹仓。把废自行车内胎剪成皮筋儿，分别用来做撞针的动力、扳机的拉力。洋火枪这样使用：先将作为枪管兼弹仓的前两节链条掰开，把一根“洋火”——火柴棍穿过铜螺母，将磺磷头留在“仓”内合上，子弹就算上了膛。火柴棍是子弹，磺磷头则是弹药。击发后，撞针猛击“底火”，子弹便“砰”地一声发射出去。

　　洋火枪的威力取决于制作水平。没想到的是，我“胡乱”制作的一把洋火枪，其威力竟把全院都给“震”了。人家的枪想打响，需扣动两次扳机，“子弹”也只能穿透三层报纸，可我的，装上火柴，即可傲然寻找目标。随着“砰”地一声爆响，火柴棍竟能穿透大半年的月份牌。不独如此，其准确性也很“盖帽”，隔了两三米，约略一瞄，子弹——火柴棍也能直追方寸大小的目标。诀窍是，我把火柴棍的一头削尖了，仅此而已。

　　虽说“震”了全院，可同伴中多有不服气者，刘立功便是其中的一个。刘立功是我的同学，家住营盘街。因为常找我玩，所以跟我们院的一帮男孩也混得很熟溏。那一日，刘立功“纠集”了张峻、刘平和丁涛等七八个男孩，在我们院儿南墙土坎儿下“大比武”。他先在一张大白纸上，照着山医印的一本“牛鬼蛇神漫画册”，寥寥几笔，画了一个漫长脸，酒渣鼻，高颧骨，大背头“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头像当靶心。外面则是一圈一圈的靶环。然后，将靶子用坷垃压在土坎上。我们拉开三步距离，商定每人五枪，伸出手，“贼要贼”决定射击顺序。晦气，我几乎把把输，排在了倒数第二。

　　先是张峻，然后是刘立功、刘平。“砰，砰”，枪声不绝，硝烟缕缕。到了丁涛，我几乎昏倒。因为大家打得实在出人意料。一根根的火柴棍，多数打在了靶心周围。有的斜插在靶纸上，有的扎出了一个小孔垂在上面。我可怎么打呢？

　　没办法，咬咬牙，满不在乎，老练地举枪，瞄准，击发。其实，因怕玩砸了，我心咚咚地跳，并没有真瞄准好，更没看清“弹着点”。

　　“砰！”“砰！砰！”

　　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我更加心慌，干脆认栽，最后一枪，有气无力地草草发射了出去。突然，大家“嗷”地一声惊呼起来，装着胆子定睛一看，原来，我四枪的火柴棍差不多都“掇”在了靶心的大鼻子上，而最后一枪虽说几乎“脱靶”，可歪打正着，此时来了一阵风吹掀了靶纸，恰巧被我一枪“钉”在了土坎上。

　　打这起，宿舍院里掀起了玩洋火枪的高潮，成天枪声四起，火药味不绝。一时，家长们纷纷奇怪，生炉子做饭，“洋火”老是不翼而飞。我们三五人一伙，揣着洋火枪，满院子“打游击”。

　　“我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砰”，一枪。

　　“八路军，武工队！”“砰”，又是一枪。

　　有一次，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居然对着建民的后衣领开了一枪，“子弹”立即插在了他的脖子上，流了血，被他妈妈一顿臭骂。

　　我的洋火枪，白天掖在腰上，晚上压在床铺下。偷偷攒了好几盒“子弹”——火柴，藏在家里三屉桌破抽屉的深处。

　　可是，彩云易散，这样一支被精心爱护的洋火枪，后来竟弄丢了。

　　那天上午，我们小学在操场列队开大会，欢呼“最新指示”发表。中午散队回家，突然乌云压城，下起了暴雨。我生怕把一本挺新的《毛主席语录》淋湿了，赶紧把短袖褂脱下来，包好了抱在胸前，只穿背心，任凭大雨如注。猛跑了一段，突然想起，原本别在裤腰上的洋火枪不见了，脑袋一大，也顾不得大雨，马上沿着来路睃寻。可是，除了哗哗震耳的雨声，地上石板缝咕嘟嘟地泛水，哪还有洋火枪的影子？没有找到洋火枪，却碰上同学安红英顶着一块黄油布跑过来。

　　雨声中，她很惊讶：“有衣服不穿，还不避雨，有病呀？”

　　“我，我，”我灵机一动：“我怕湿了《毛主席语录》！”

　　“你可真行，雨太大了，小心发山水！”说着，安红英在“白毛雨雾”中，向东沿着趵突泉前街跑远了。她的蓝裙子早湿透了裹在了腿上，黄油布在风雨中一鼓一鼓的，样子挺滑稽。

　　风疾雨狂，没有停歇的意思。虽是盛夏，我这个落汤鸡，也冷得有点抖，只好窝蹩在了趵突泉南门对过老屋檐下。呆望着街上漂着枯枝败叶打着旋的雨水，想着丢了洋火枪，懊恼得要哭。

　　没料到，下午，胖胖的班主任陈志祥，上课第一句话，竟是表扬我。说有的同学，为了保护红宝书，宁愿自己挨淋，充分证明了对伟大领袖的一颗忠心！这当然是安红英多的嘴。不过也怪，陈老师这一夸，我一肚子的不痛快，没了。甚至觉得，这洋火枪丢的，值。

　　今日寄来春已老，凤楼迢递忆秋千。后来，上了中学，军训；工作了，成了“基干民兵”，一有钢枪在手，我还会想起洋火枪，记着洋火枪的许多“物外之趣”，甚至还没忘那天避雨时，老屋的檐下，卖花生女子那一声声老济南腔的吆喝：“焦酥的长果仁，一毛钱一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