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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访谈]许江:穿越视觉那城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09日10:36 新京报

  

[人物访谈]许江:穿越视觉那城

  《一米的守望》许江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定价:26.00元

  

[人物访谈]许江:穿越视觉那城

  《视觉那城》许江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定价:28.00元

   在视觉中穿行

  《新京报》:《一米的守望》和《视觉那城》都有一种姿态———“凝视”,这是你作为一个画家的习惯性动作吗?这种姿态如何影响到你的思考和文字?

  许江:《一米的守望》实际上是对绘画的守望,在这个技术文化和媒体的时代,绘画何为?不能像过去那样主要发挥记录功能,因为有了照相机、摄像机,一瞬间就能完成拍摄,而且直接表现在屏幕上,已经不需要画家去费神了。那么绘画的使命在哪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维系我们对自然的感受能力,绘画需要一笔一笔去建构,不论是画的时候还是欣赏的时候,都需要反复“凝视”,这是绘画和电影、电视的最大不同,我的书也是在“凝视”之后产生的感触和思考。

  《新京报》:在《视觉那城》中穿行,发现你总是不自觉地把柏林、伊斯坦布尔、德黑兰、阿姆斯特丹这些城市和上海、北京、杭州这些你非常熟悉的城市比较。

  许江:是的,每个人都是带着家国开始旅行的,我也走过好多城市,难免就会和自己所在的城市相比较,提出问题,得出什么是优美、什么是高大的结论,可是离开的时候难免都有感伤,因此用文字表达自己回望的心情,试图把我到过的城市的基本表情留在文字中。还因为我画城市建筑,所以也对城市建设有关注,在我看来建筑不仅是一个建造的问题,也是城市文化和社会问题,需要体察其中包含的历史和人文机缘,进行批判的解读。

  在凝视中无限逼近

  《新京报》:我发现你经常引用两个人的话,现象学家海德格尔和新儒家牟宗三,这两者之间有什么隐秘的关联,以致你会同时接受他们?

  许江:现象学的基本思想方法是把复杂的问题悬置起来,实事求是地面对事物本身,我想对画家来说,面对事物本身也是最重要的,几乎所有可人的绘画都是画家回到事物本身所体验到的。同时,越是走近海德格尔,我感觉也越靠近中国的传统文化,等于是回到东方源头。中国传统思想,比如石涛《画语录》中的“一画”就是天人合一,就是对象和自己的合一。中国古代哲学经常有把“一”放到万物中“游观”的说法,这在《庄子》、《老子》中都有体现。

  《新京报》:但是,真的能“回到事物本身”吗?这已经不是中世纪,正如你在书中说的,今天已经没有所谓“真理”、“经典”了,更何况“事物本身”。

  许江:海德格尔他们也不是真的相信能回到本身、源头,而是知道回到本身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的认识、观察、体验是批判着进行的,也就是不断存疑、无限逼近的过程,我们不断贴近真实而不能完全达到。面对事物,画家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不会有完整的“事物本身”。实际上,这种语法在现当代艺术创作中常常出现。

  我最近的绘画就常常把不同角度眺望的图像组合起来———因为看的时间、角度不同,画面对象被不同时间、心境所切割,组合起来等于也是从各个角度逼近事物,从中可以体会到更丰富的涵义。当然,现代艺术总有一种弑父情结,要颠覆前人,不承认以前的“经典”、“真理”,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心中仍然有自己的标准,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经典,也就是说每个人潜在的都可能成为经典,这是一种开放的状态。

  《新京报》:从海德格尔到表现主义绘画,都有着强烈的德式沉思的气息,这种感觉是你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养成的吗?

  许江:这就是人生的“不成文法”,当年我去德国学习并不是自由选择的,而是当时只有德国可去。但是到了以后,自己内心很德国的一面被塑造出来了———那种悲剧感、表现的欲望,这可以说是机缘。如果当时到法国的话,也许我活泼的、对色彩敏感的一面会发挥出来,但是命运是不可更改的。

   天上写诗,陆上画画

  《新京报》:让我感兴趣的是书中收入的一些诗作。

  许江:我上大学的时候写过不少诗歌,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我也喜欢读诗歌,比如“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等,都是背会了的,我对江河写的那种风格的诗最有体会。

  《新京报》:其实书中有三个你,在诗歌中表露的是最隐秘的情绪,而在谈绘画的时候是一个直白的艺术家,另外的评论则是在对话、争论,你在写作时是否意识到这种角色和身份的变化。

  许江:是的,其中一些文字是独白性质的,更像是一个艺术家在自言自语,包括我对绘画何为的思考,也是在自述个人的经验。也有一些文章中,我是以一个文化组织者的身份在说话,有院长、会议主持人、策划人这些身份的因素,同时也假设了文字针对的是特定的听众,比如教师、学生、甚至是观点对立的批评家。但归根到底我是一个画家,这让我感觉更自由。可以说,我是把“可见之言”写下来,把“可言之象”呈现在绘画中。

  采写/本报记者 周文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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