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路的文化产业（1）

　　■本报记者邹青山毕红梅刻瓷个体创作走向群体壮大“刻瓷会成为产业吗？”当记者与淄博市刻瓷艺术家协会主席范杰谈及这一话题时，他说，刻瓷在淄博不能不说是一个产业，但这一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并不乐观。

　　淄博是刻瓷艺术之乡，从事刻瓷这一行当的艺术家有上百人，从业人员不少于１万人。在淄博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和省级陶瓷艺术大师中，刻瓷艺术家就占

　　博山陶瓷琉璃大观园，是淄博刻瓷艺术品最集中的卖场，用圈内人的眼光看，这里主要是些大路货，刻瓷工匠的作品，艺术水平不高，但价格低廉，满足了消费者的一般需求。

　　一些被推向社会的大师们则成立自己的个人艺术工作室，在家中完成作品的创作，通过朋友、熟人或自己社交途径进行销售。个体的创作以个体的数量寻求市场的接纳，虽形不成大的产业链条，却维系着刻瓷艺术家的生存与发展。在范杰看来，每位刻瓷艺术家由于个人的创作水平，社会知名度个人运营能力及社交能力的不尽相同，这使得他们每人的客户群体，创作空间和生存空间也不尽相同。

　　以范杰自身为例，在刻瓷艺术家圈内，范杰被认为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在圈外，人们则更多地把他当成刻瓷艺术家，但他坦言，与他经营的建筑装饰业比起来，依靠刻瓷所获的收入是微不足道的。退一步讲，如果仅以刻瓷艺术来维持生活，将会是一个尴尬的事情。但商业的成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使他成为一位驾驶两匹不同速度和性质的马的成功者。

　　省陶瓷艺术大师刘永强、昃秀花等人则依靠自己的作品和成功的运作获得了良好的市场效益；国家级陶艺大师张明文的一件刻瓷作品甚至卖到数万元。

　　范杰的双重角色使他对于淄博的刻瓷艺术和产业，既身在其中，又保持着一段与之守望的距离。他认为，淄博的刻瓷艺术要想成为有优势的文化产业，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扶持或支撑，加大整体的宣传推介，学会“借力上路”；个体的艺术有时需要群体的展示，此外还需要有为这一产业服务的经济公司；作为刻瓷艺术家自身，需在作品中强调情感表达和寄托心灵的个性化语言，如果这一点上不能突破，刻瓷家可能摆脱不了工匠的局限，他同时呼吁，老艺术家要对中青年刻瓷家鼎力提携和培养，不至于刻瓷艺术后继乏人，刻瓷是淄博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这一产业的做大做强，离开以上的几个方面，范杰认为是不可能的。

　　值得关注的淄博画廊现象淄博的画廊现象被业界关注日久。

　　几年前，《南方周末》以《走穴的画家》为题对淄博这样一个中等城市几乎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画家在作画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同时对良莠不齐的画廊和画家的走穴逃税、个别画廊老板侵害画家利益的问题也有所涉及。去年，本报《新周末》也推出了《透视桓台画廊现象》的特别报道，可以说，形形色色规模，实力不等的画廊已成为淄博文化产业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荣宝斋今年入驻淄博，更为画廊的相对集中经营提供了一个平台，原先散居于区县和城市各处的画廊得以在荣宝斋淄博分店集中亮相，甚至隐于民家的藏家也在荣宝斋购置店面以画廊的形式走上了公开经营。画廊的繁荣使书画作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的交易日趋活跃。

　　淄博收画作品一年的交易额到底有多大？目前这个数字尚无法统计。因为画廊只是展示书画藏品的窗口，而大部分交易则在私下里进行，往往不为外人所知。但不少画廊的老板正是靠着书画作品的交易买上大房子和轿车，过上了富裕生活。一位画廊老板透露，一幅当代名家的四尺对开国画作品操作好了能带来上万元的利润，一件现代或民国时期的名家作品从作品的购入到出手，一年间有时能获得不下十万甚至几十万元的回报。

　　随着书画市场的日益成熟理性，名家作品的市场价格也已非常公开。但画廊的老板们各有各的招数，从书画家家中取画价格贵，但可以把他们请出来；用钱买名家的作品贵，可以用名家喜欢的东西交换；甚至哪位名家喜欢跳舞、洗桑拿这样的爱好也被画廊的老板们摸得清清楚楚。名家作品随着经济发展近几年中不断的增值也促使画廊的经营者敢于投巨资来获得套期保值。以我国一位国画博士的作品价格为例，三年前，四尺对开的作品每张卖到３０００元，如今已涨至３００００元以上，价格上涨带来的利润空间非常巨大。

　　一些有见识的画廊开始让自己的藏品走向拍场，每年数次的大拍为画廊藏品变现提供了一个好的出口，我市一家画廊所藏的一幅现代名家陆俨少的山水作品曾创下七万元购进十四万元拍出的佳绩。

　　画廊的繁荣成为淄博文化产业中的一道风景线。它在丰富现代人文化生活的同时，也为画廊经营者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几年前淄博商厦入主文化产业率先成立齐宝斋，今年荣宝斋又来淄博设立分店，开元文化市场的即将建成开业，都标志着画廊在文化产业中力量的不断壮大。有人认为，书画作品的交易容易形成税收中的真空或灰色地带，但有识之士则认为，只要对这一产业在发展中制定出科学的规范措施，就能使之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