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零频道传媒公司总经理郑琼:海外发行，一个遥远而天真的梦

　　专访

　　200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今天就将闭幕，但中国纪录片刚刚跨出细小的步伐。中国纪录片，尤其是民营纪录片依然面临优秀作品缺乏、拍摄观念落后、发行渠道狭窄等多重制约。民营纪录片如何担当起传播本民族文化和声音的重任，如何走向国际市场？

　　本文希望，通过对两位业内人士的采访，为这个命题提供借鉴。文中两位主角，一位是民营制片公司的制片人，经历了从电视台工作人员向民营制片公司老板的身份转换，经历了从电视专题片向纪录片的题材转变；另一位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纪录片发行公司的总经理，近年来致力于拓展中国纪录片的发行渠道，备受业内人士推崇。

　　纪录片就像家庭相册

　　记者(以下简称“记”):我们生活中已经有许多文化产品，您觉得纪录片有何特殊之处？

　　郑琼(以下简称“郑”):娱乐产品是必须的，但纪录片是我们存在过的证明，是我们思考过的痕迹，是我们生命里令人感动的瞬间。智利纪录片导演帕特里西科·古兹曼有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已经形象地道明了纪录片在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上应该享有的地位。

　　记: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中，纪录片是小众文化，而民营纪录片则更是边缘文化。

　　郑:人们一说起民营纪录片，就觉得都得讲阴沟里的事，越边缘、越另类越受青睐。而国外一说起体制内制片就觉得是在给政府舔屁股。去年我问德国购买商喜欢什么题材，回答是政治题材。我并不喜欢这种二元对立的界定。

　　事实上，在新的环境下，有独立版权意识的纪录片导演会成为政府一个很好的公关。他们的存在不仅可以保留一些优秀的带有个人观点的作品，而且还可以让这些作品在适当的时候替国家服务，传播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声音。

　　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有力的拳头产品

　　记:您参加过国内外各种纪录片节，您对国内纪录片如何评价？

　　郑:中国记录片大多停留在人物冰冷的活动表面，对任务内心挖掘不够。真正好的纪录片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真实纪录，而绝对不是那些浮在生活表面的鸡零狗碎。

　　现在那些所谓新生代导演喜欢拍一些严重自恋的极其个人化的作品，比如在街头千万人之中咬着手指头摆个POSE，让你看了之后只想找个地方把它全吐出来。

　　我后来在想，拍片子其实就和写文章一样，个人化作品和关注生命个体是两个概念，后者是很难看到作者本人，所有的视线都会集中在作者真正关注的人物上，观众的心会随着人物的命运一起起伏。但那些个人化作品却正好相反，摄像机对准的人物其实只是作者表演自己的工具，观众的视线会越来越远离那些自恋的秀场。

　　BBC的Nick先生曾提到他个人对于中国纪录片的整体观感:农村题材的太多，公共生活的东西较多，从外看的多，从远距离看的多，表现私人生活领域的太少，所有纪录片里的人物很少开口讲述自己内心的感受，导演镜头和要表现的人物之间永远都是2米远的公共距离。

　　记:除了对人物内心挖掘不够，还有什么缺陷？

　　郑:一个好片子最重要的是选对拍摄对象，找好人物就成功一半了。纪录片很关键的是展现事实，而不是简单的给结论或做价值判断，所以如何讲故事变得异常重要。

　　做任何一个片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你的观众是谁，而且要想到如何娱乐观众，六七十分钟的时间是观众在看，所以你一定要服务好观众。即使你有一个很好的观念，也必须要用一个大多数人都能理解的沟通方式。比如有一位导演拍麻风病，拍了很多人，每个人都很凄惨，但我看完后，没什么印象。这就是他没有选好沟通方式。你不用拍那么多人，就集中拍一个人，所有的信息就会集中在一块，所有的力量就会刺穿你的镜头。国外买家一般不愿意买中国的纪录片成品，就是因为我们的后期制作有很大问题，外国人看不懂。

　　还有，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一个真正有力的拳头产品。所以我想促成与国外的联合制作，把优秀的导演捆绑起来，推出最有分量的、能代表中国水平的片子。一旦成功，这种经验和产品就可以复制，可以产业化。

　　在国内，纪录片每分钟10到20元人民币是市价，有些电视台出到每分钟50到100元已经是天价了。而在国外，一小时的片子能卖到一万美元左右。

　　海外发行是一个遥远而天真的梦

　　记:在2004年广州国际纪录片会议上，探索频道亚洲公司制作部总监维克兰·夏纳说，在过去3年里，他们制作的纪录片25％与中国有关。言下之意是，中国题材已成为纪录片的重要题材。现在很多中国导演也在走海外发行的路子，对此您怎么看？

　　郑:海外发行一直是很多纪录片人一个遥远而天真的梦。他们以为老外有钱，老外就能救自己；以为在国内找不到观众或收视不好的内容在国外就能找到知音。透过将近两年的摸索，我发现这个观点大错特错，好内容在全世界都可以通行，不好的内容傻瓜都会嗤之以鼻。

　　记:您觉得中国纪录片的出路是？

　　郑:我倾向于与海外联合摄制，就是用外国的技术拍我们自己想要的片子。此外，成立纪录片基金会，为优秀导演提供资助，也刻不容缓。

　　记:您觉得中国纪录片有希望吗？

　　郑:不要想得太远，闷头去做就行了。处于一个不规范的非市场环境的今天，唯一要做的是在艰难中去努力、推动。先把路修起来，再简陋也能跑车走人。一个良性的市场不是一夜间自己长出来的，我们无法就这样毫无作为地安静等待戈多的出现。

　　记:与您交谈的时候，感觉您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又是一个实干家。您怎样评价自己？

　　郑:我是一个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呼吁都没有用，要做事。中国的问题就是说话的人太多，做事的人太少。

　　记:您会做到什么时候？

　　郑:做吧，一直到死为止。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蒲荔子实习生陈祥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