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张家巷生活史

　　□王志

　　20世纪初年，法国人选址成都北门外，设立领事馆。馆址范围，在张家巷与曹家巷之间，靠近广福寺的那一片区域内。领事馆落成后，惯于玩浪漫的法国人，没有将领事馆正门开在通衢要道的簸箕街上，他们偏要曲径通幽，在簸箕街上另开路口，新辟一条小道，车马人等，沿干道出北门，得再拐一个弯，走一段阡陌纵横的乡村路，方能进入领事馆。不久

　　饥饿的女儿

　　法国人走后，留下的馆舍及附属物品，由西南建设管理局全盘接收。馆舍原建筑群，成为西南建管局的办公楼和员工宿舍；传教士办的教会医院，成了建管局机关幼儿园和子弟学校；牧师布道信徒忏悔的天主堂，则成了建管局干训班的培训基地。许多建筑行道的门外汉，就是在这里，接受了专业知识熏陶，继而走上共和国沸腾的建设工地。从干训班走出的学员中，最著名的当属至今还活跃在公众视线里的著名词作家阎肃。

　　1962年春天，我在西南建管局机关幼儿园大班就读。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幼儿园的环境，与周边的草根社会迥然不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十分贵族化。园内小溪流淌，花木扶疏；亭台楼阁，若隐若现。人工垒成的假山，鱼儿悠游的碧池，甚至连灌木乔木的分布，也是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修砌整齐的石径两旁，是高大的构树和壮硕的气柑树；紧挨着它们的，是齐腰高的万年青；万年青脚下，是我们称作宝珠草的香草。宝珠草的叶片细而长，深秋的时候，结一种宝蓝色珠果。在宝珠草和园中小屋之间，是修剪整齐的绿茵茵的草坪。园中小屋，一律黄壁青瓦，且都有石砌的台基，宽大的屋檐，弧形木格窗，以及长长的回廊。回廊边上，是一圈美人靠。周末的时候，娃娃们常常坐在美人靠上面，望眼欲穿地等待父母接回家。

　　早在1961年，中国人就感到了饥馑。到了1962年春天，饥馑已经蔓延到了幼儿园。每顿开饭时，早已饥肠辘辘的娃娃们，眼巴巴地盼着炊事员送来了装稀饭的木桶，然后满怀喜悦地排队领饭。常用饭量是：一人一小碗稀饭。每班还共有一盆泡菜或者炒青菜。菜也由老师分配，舀饭时，顺便拈一筷子菜。那时候的大米不像现在这么精细，差不多每碗都有稗子和谷子，我们就把稗谷捡出来，揣进衣兜里，饭毕当瓜子吃，慢慢韵味儿。个别时候，是一勺稀饭加一个小馒头——这种足够吃饱的时候太少，以至于碗里的稀饭喝完，每个娃娃都像小猫那样，伸长舌头，把碗舔了又舔，意犹未尽。饥饿难耐，我们就尝试着吃园中的花草。经过多次尝试，鉴别出一种四叶草比较好吃，酸中带甜。于是就把这种四叶草称作酸酸草。酸酸草杂生在墙角路边，细长的茎，托着四瓣轻盈的叶，开玫瑰色的花。光吃“素”还不过瘾，我们还想吃“荤”。幼儿园又有什么“荤”可吃呢？动物没有，就是有，我们也奈何不得，只有打昆虫的主意。肥厚多汁的蟋蟀倒是时有发现，不过需要身手敏捷。我等一帮“笨”娃娃，只好退而求其次，在老师顾不上我们的时候，专拿行动缓慢的蚂蚁下手，像非洲土著那样，津津有味地吃。“蚂蚁的味道也是酸的”，这是我们得出的结论，不知道具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出了幼儿园后，我就再没有吃过别处的蚂蚁。

　　张家巷之草根味

　　张家巷天主堂，外观跟川西常见的公馆无异，砖石门坊上面，饰有俗得一派天真的图案和翻翘的门脊，要不是门楣上方的牌匾上，赫然写着“天主堂”三个大字，来访者根本不会知道这是“传播上帝福音”之处。天主堂漆黑滞重的双扇门，开在山墙最凹处，于是在其正前方，形成了一方坝子。

　　到1962年夏天的时候，天主堂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我的一位周姓女同学，就住在里面。应了草窝里飞出金凤凰那句老话，周同学长得高挑美丽，性格文静娴淑，举止如春风拂柳。八年后，也就是周同学成为一名中学生后，学校接到上级指示，要向北京选送“国际列车员”。选送对象必须政治可靠，身高一米六以上，身体健康，面容姣好。学校老师向周同学征集过相片。周同学到底交了相片没有，不得而知。这件事过了大约半年，林彪坠机蒙古温都尔汗，又有人说，选送“国际列车员”，就是叶群布置下来的“选妃”。这是后话。

　　在天主堂的教徒们处在匿名状态的1962年，天主堂大门旁边，一间简陋的茶肆开张了。最初，茶客和堂倌都中规中矩，在铺板屋内喝茶卖茶。慢慢地，人气旺了，茶客多了，经营者可能与街道管理干部也“勾兑”好了，生意就做到了外边，渐次发展，几乎占满天主堂门前的坝子。生活是强大的，市井百姓的现实追求，逐渐湮没了洋宗教的缥缈理想。

　　紧挨着茶肆，是张家巷小学。与现在学校周围派生校园经济一样，张家巷小学校门口，也存在校园经济的雏形。一位干瘪矮小的中年妇女，长年在这里嫌娃娃钱。她的摊子十分简约，就一个竹箩篼，上面放一个篾条盖。竹箩篼是仓库，篾条盖是货柜。篾条盖上，陈列的全是扯娃娃眼球的货色。吃的有拐枣、盅盅枣、炒碗豆、炒胡豆、炒花生。拐枣现在偶尔在市场上还看得到，老年人买来泡高粱酒。盅盅枣已经很多年看不到了，此物黄绿色，枣形，有核，皮厚，味酸，果肉似流涕。碗豆胡豆内在质量比花生差一些，摊主就加强了外包装，用彩纸裹成筒状，一分钱一筒。炒花生则分成小堆，摊在篾条盖里，二分钱一堆。

　　摊主非常精明，赚“吃”钱，还要赚“文化”钱，精神物质两手抓。她的篾条盖上，还摆有一个个黑纸包，包内有印有人像的透明纸和用于显像的晒图纸。娃娃们把这套东西称作“惮光纸”。买一套“惮光纸”，在黑暗中用玻璃片夹好，再放在阳光下曝光，大约一小时，透明的人像就映在晒图纸上了。记忆中，人像有“罗成”“尉迟恭”“秦叔宝”“程咬金”等。“罗成”因为面相英俊，最为抢手。

　　张家巷有一家木材作坊，占地面积很大，从巷口铺排至巷子中部，长度差不多占了张家巷一半，生产时声势浩大。作坊内电锯声撕心裂肺，作坊外下料汉孔武威猛，他们光着的脊背，在阳光下闪耀着褐色的光彩。锯末飘飘洒洒，铺在巷道边上，踩上去很软和。下雨的时候，人们就选择有锯末的地方走，鞋不沾泥点。从北郊洞子口储木场运来的圆木，码在巷道两边，再用铁钯钉固定好。高峰时，巷道两边的圆木，摞得有三米多高。娃娃们乐不可支，爬上爬下，权当免费游乐场。

　　圆木上裹着的树皮和下料时的边角余料，是当时人们灶膛里的主要燃料。运圆木的架架车来了，家中的闲散人等便一哄而上，砍刀、锅铲、铁钩子……什么方便用什么，不消一顿饭功夫，树皮被剥得精光。树皮没有了，就打下脚料的主意。木匠下料时，总有几个背背兜的小娃娃站在旁边，掉下较大点儿的木屑，就看谁手疾眼快了。那时，在张家巷对街的花圃路路口，已经有了一家煤店，专售有烟煤粉和优质无烟煤粉。将煤粉和上水，做成煤饼，放在晒坝上干透，非常好烧。然而，居民生活水平低下，多数人家买不起煤粉，在油、盐、酱、醋、柴的“柴”上，还要靠拾荒。因此，张家巷的木材作坊，不啻于周围居民的“柴”源。长久沐浴在他人祈望的目光中，作坊里下料的木匠，也具备了别处下力人没有的气派。

　　光靠木材作坊的废物利用，一年的“柴”计还是有所欠缺。秋风吹来的时候，附近那些速生桉树上，便有黄叶彩蝶般飘落。在薄雾轻笼的早晨，在暮霭微醺的傍晚，都可以看见捡拾落叶的娃娃。他们身背背篓，手拿一根端头磨尖的粗铁丝，见落叶就插铁丝，待铁丝上的叶片穿成串了，再往背篓里一抹。一背篓一背篓背回家，装进麻袋备烧。靠近幼儿园的侧门处，有一个岔路口，往里深入，是一片新建的工人村。一排排笔直的桉树，作为间隔，隔开了里面的幢幢灰砖楼房。来源丰富，生生不息的桉树叶，成了张家巷多数居民可寄予厚望的又一重要燃料。

　　也有人不屑于捡拾落叶，在张家巷这个草根小巷里，虽没有豪门大户，却还有殷实人家。

　　张家巷是一条东西向的街巷，顺巷道一直东行，可以看见一条溪流由西北缓缓而来，向东南逶迤而去。小溪名叫绳溪。张家巷截止于绳溪西岸。

　　在绳溪河畔，张家巷的巷尾，就住着一户殷实人家。竹篱笆围墙里面，是一排高大敞亮的青砖瓦房。房前屋后，种有结花挂果的桃树和石榴，还有一畦畦姹紫嫣红的花草和碧绿的菜蔬。临绳溪河的那一面，没有竹篱笆，满院子人间春色，向着一河碧波敞开，一条卵石甬道，直抵河堤。紧傍悠悠绿水，且与花木果蔬相伴，何尝不是令人神往的人间天堂？

　　我们常常爬在竹篱笆上，透过缝隙，观摩里面人家的一举一动，男主人大约五十岁，非常勤劳，担水，浇花，种菜……欢欢喜喜，忙忙碌碌。他的玉瓷般的女儿，手腕上戴着一只亮晶晶的手表，手表表面宽大，经她的玉胳膊一衬，十分突兀。日复一日地“蹲坑”，我们发觉，那位玉瓷般的姑娘恋爱了，她的男朋友，跟她十分般配，他们出双入对走在一起，一位轻盈袅娜，一位玉树临风。在1962年的秋天即将结束时，突然听说，这对璧玉人儿在马鞍大队遭人打劫，玉瓷姑娘的手表也被抢了。

　　娃娃天堂绳溪河

　　马鞍大队在绳溪河的东岸。它是张家巷的后花园，也是张家巷娃娃们的童年天堂。

　　绳溪河丰沛清亮，圆善桥横跨两岸，把马鞍大队与张家巷联接起来。

　　我第一次过圆善桥，去马鞍大队，是有组织的。1962年5月的一天，幼儿园上劳动课，老师带我们去马鞍大队的麦地里拾麦穗。收割过的麦地里，金黄的麦穗随处可见。不一会儿，娃娃们汗津津的手里，都攥满了麦穗，大家争先恐后颗粒归仓——装进带队老师的布口袋。老师笑眯眯地鼓励说，哪个小朋友最乖，捡得最多，我明天就把最多的炒香麦子，奖给哪个小朋友。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伙伴们拾麦穗的热情更高了，小半天不到，老师的大布袋就撑胀了。她非常满意，领我们回到绳溪河西岸，先去她家喝水，顺便把大布袋放下。她家里养有两只眼睛溜圆的红公鸡，眼鼓鼓地盯视我们，吓得同学们都不敢进屋。第二天，在“麦子”课上，老师先讲了些什么，我记不清了。记得的是，讲完正课后，她打开了手帕包，一股诱人的香味扑面而来。老师平均分给每位小朋友10颗炒麦粒。当着老师的面，同学们不敢多嘴。老师离开了，大家争相表白说，我起码捡了1000颗麦子！我至少捡了500颗！我一下想起老师家里那两只眼睛溜圆的红公鸡。

　　1962年秋天，离开幼儿园后，自由度大了，时间多了，我有机会追随小伙伴，频繁造访马鞍大队。在秋收后的田野上，我们的第一个关注对象，就是苞谷秆。农家掰了苞谷后，苞谷秆就堆在田角地边。在饥饿年代里生长的娃娃们，看那一堆堆金黄的苞谷秆，不啻于一堆堆汁多味甜的红甘蔗。于是一轰而上，连啃带拿。有一天，我们与农人不期而遇，农民伯伯亮开嗓子齐声呐喊：逮到！逮到！偷苞谷秆的！他们并不真正追我们，看到我们丢盔解甲、奋力奔逃的狼狈样，他们就豪爽地笑，哈哈哈，哈哈哈，笑声响彻田野。笑声驱除了恐惧，我们停下脚步，悄悄回头看，农民伯伯已经开始劳作了，他们一边劳动，一边交谈，但是，我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伙伴中有人说，农民伯伯说的是“土广东”话。

　　农人对我们的放纵，让我们的胆子更大了。隔三岔五，不去一趟马鞍大队，就心神不宁。去的次数多了，我们又发现了高粱秆——这种甜度超过苞谷秆许多倍的甘蔗替代品。高粱种植没有苞谷普遍，因而高粱秆特别少。为了充分延长高粱秆带来的甜蜜感觉，男娃娃们还创造了一种“刀劈甜秆”的两人游戏。

　　1962年的冬天来临了，马鞍大队的田畴仍然热热闹闹，红的萝卜，紫的油菜，黄白的香芹，翠绿的莲白。只是，没有娃娃们感兴趣的东西了。我们将探索的目光，投向那些星罗密布的沟渠。捞浮萍喂鸭子，撮跟斗鱼放进广口饼里观赏。有一天，我和小伙伴在一条沟渠里捞河虾，不远处，还有两个陌生女娃娃，干着同样的勾当。没过多久，田埂上走过来几位年轻人，其中一位小伙子走近那两个女娃娃，朗声问：小娃儿，你们在搞啥子？埋头“作业”的女娃娃抬起头，刹时脸色大变，惊恐万状的样子，随及旋风般起身，撒开腿狂奔，一边跑一边尖声高叫：强奸妇女了！强奸妇女了！我想起了去年在绳溪河边看到的那个死婴，也想起了玉瓷姑娘被劫的传闻，不由自主就跟着她俩狂奔起来，当我们跑过绳溪河，心神未定地回过头，看见那几位年轻人已经笑作一团。

　　黄脸汉子李糖饼

　　小雪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娃娃们最爱去的地方，变成了李糖饼的糖饼摊。李糖饼是位黄脸汉子，个子适中，人精瘦，五官周正，能说会道。他的摊子上方，撑着一把打补丁的油布伞，油布伞下面，是一口硕大的铁锅，铁锅里糖浆翻滚，香味四溢；铁锅下炉火熊熊，温暖身心。铁锅旁边，有一个简易木桌，上置一个边缘黑污、中间油亮的砧板，李糖饼手持铁勺，在翻滚的糖浆上面轻轻掠过，空中便出现一道金色弧线，然后铁勺在砧板上跳跃，如蜻蜓点水般敏捷，眨眼之间，一溜儿碗豆般大小的圆点便跃然板上，趁着糖饼还绵软，李糖饼忙而不乱地插上一根根细木签。

　　李糖饼制作的糖饼，实在不能称作“饼”，直径太小且薄得透明，甚至不及一个古巴硬糖的质量，价格却一样，一分钱一个。按说，李记糖饼价不廉物也不美，生意该“秋”才对。可是，李糖饼的生意偏偏火爆。

　　李糖饼是深谙经营之道的，按买卖费用的多少，把生意做得有声有色。一分钱，没多少搞眼儿，就一个糖饼。二分钱就可以赌一把，玩转盘，转盘上低值是二个，峰值是十二个，如果有了两分钱，谁都愿意赌一把。即便转不到理想数额，娃娃们仍然乐此不疲。如果手里有五分钱，那就优惠多多了，李糖饼会拿出一个黑污布袋，里面装着写有数字的木块，数字至少是五，最多是五十。把手伸进布袋，自己摸，按摸出的数字给糖饼。遇到运气好的，摸到三十或三十以上，李糖饼也跟你一样笑眯了，夸你这么小福气就这么好，将来富贵跑不了，然后把三十个糖饼变成一只麻雀，五十个糖饼化作一把关刀。精灵娃娃都晓得，五十个糖饼的质量远远胜于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但终究是运气得来，比五个糖饼还是划算，也就不会斤斤计较了。

　　李糖饼很矜持，他不像一般小本生意人，见顾客就点头哈腰，恨不能伸出十只手把顾客拽住。他做糖饼时是全身心投入，任周围的顾客和看客说东道西，自顾自作，一轮工序完成，才抬头应客。李糖饼的胆子还大，不像巷子里的其他小商贩，只敢在晚上出摊搞“资本主义”，他是堂而皇之、大张旗鼓的，光天化日之下有条不紊地搞“资本主义”，也不知道他到底持了什么人的尚方宝剑。

　　李糖饼的糖饼摊，已经接近张家巷巷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