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干预仅能救命无法救心（附图）

　　随着“业务”的繁忙，朱万里又适时联系到重庆市当地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每周分时段开通了“专家咨询热线”。

　　■我国每年有 25万人自杀死亡， 200万人自杀未遂

　　■每 2分钟有 1人死于自杀， 8人自杀未遂

　　■女性自杀未遂人数是男性的 3倍

　　■联合国估计，自杀未遂人数是自杀死亡人数的 10至 20倍

　　2003年 4月 28日，重庆年近六旬的老人朱万里开通了重庆首条民间自杀干预热线———“危机干预热线”，每年朱万里老人救助的人数多达 3000人。然而这项社会公益事业，却因为缺少资金和相关政策的支持感到有些乏力。

　　半夜，手机响了。重庆市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本已熟睡，却突然近乎有点神经质地从床上一下子坐了起来，迅速拿起放在枕边的电话……因为他知道，电话那头，很可能正是一个因为种种难以排解的心理压力，而准备自杀的人。这个 24小时开通自己的电话，时刻准备救助自杀者的老人，就是第一条民间危机干预热线的负责人朱万里。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朱万里说，热线从 2003年开通至今，打进电话求助的意图轻生者，或者咨询救助者，平均每年超过了 3000人。通过热线解开了这些需要救助者的心理死结，在他们心中筑起了一道防护墙。

　　一部小灵通开干预热线咨询师数月救命 40条

　　在开设热线之前，朱万里是重庆市一家心理咨询所的咨询师。工作的同时，他一直和同事们对所接触和学习到的案例，做心理研究和心理分析。通过常年的研究，朱万里发现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现象———自杀和具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具有相当惊人的数量。

　　“一些身边活生生的例子，让我震惊。”朱万里给记者介绍了当时发生的一个案例，重庆朝天门商场附近有一个 27岁的女孩子，因为失恋而吃药自杀。家里人救下她后，虽然一直轮班严密“监视”。可是在数天后，大家都以为她的情绪已经恢复正常时，女孩子借上厕所的机会，抱着棉被从 20多层的楼上飞身跃下，当场身亡，“有一些轻生者‘死志坚决’，即使拦阻一次，第二次也会发生。但是有很多人，只是受到刺激，一时冲动。如果这个时候得到及时的‘干预’，他们完全是有希望放弃过激行为的。”

　　“事实上业内研究表明，目前尚未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降低自杀率的方法，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积极的因素可以预防人们产生自杀的想法和行为。目前，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成立专门机构提供电话咨询。”基于这样的想法， 2003年 4月 28日，朱万里专门买了一部小灵通，通过当地的媒体公布电话号码，开通了重庆首条民间自杀干预热线———“危机干预热线”，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去挽救那些意图轻生的人，说服他们，让他们从自杀企图的最高峰回到危机到来之前的正常状态中。

　　热线刚刚开通数月的时间里，就接到数百个电话，其中真正具有自杀倾向打过来的大概有 80多例，情况严重的有 40多例。接电话接得手软的朱万里说，这 40多例在当时都解决得很好，至少可以说是暂时将他们从自杀的高危边缘拉了回来。

　　高危人群青少年占四分之一抑郁症患者占求助者五成

　　朱万里介绍，热线开通后，除了重庆市民，无锡、成都、贵州的市民从媒体上了解热线情况后都曾打进电话求助。求助者的年龄跨度从 10来岁到 80多岁，在校大学生、下岗工人、私企老板各种身份都有，有些人已经走到了自杀的边缘，甚至开始采取行动。从求助原因看，抑郁症患者占了求助者的一半以上，其次是情感上的打击和无法承受生活、工作上的过大压力。

　　随着“业务”的繁忙，朱万里又适时联系到重庆市当地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每周分时段开通了“专家咨询热线”。

　　在实际工作中，朱万里和同事们发现自杀已成为 15岁至 34岁人群的首位死因。 15岁到 24岁青少年则是四大自杀高危人群之一，自杀率为十万分之十七，而有自杀倾向的人是这一数字的 40到 100倍。朱万里说，曾经救助过自称是“马加爵”的 17岁孩子。

　　17岁的小刘是来重庆打工的农民工，每天只能睡五六个小时。小刘告诉朱万里，每天起床时，总想“发泄情绪”，逮着棵菜用力把它捏得稀烂。他最难以忍受的是食客。“他们瞧不起农村来的人，手脚稍慢就骂。”小刘碰到那些喝醉的，还要挨打，“每逢这时，老板总让我给客人道歉。错的不是我，凭什么？”

　　“你知道马加爵吗？我就像他。”小刘告诉朱万里，他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控制不住。小刘曾买过耗子药，“把看不起我的人毒死，然后自杀。”

　　通过连续一周耐心的开导劝说，小刘哭着说：“我不想成马加爵……”

　　“‘生命救助热线’为的是救命，而不是救心。真正要彻底释放心理危机还得靠后一步的努力，尤其是他们自身的努力，但是社会也应该给他们一个良好的环境。”朱万里说。

　　社会公益组织更需全民支持

　　有数据显示，重庆每年大约有 3000人左右试图自杀，危机干预的重要性渐渐显露出来。朱万里告诉记者，当地媒体曾经接自己现场去劝说一些轻生者，甚至连“ 110”也常把一些声称要自杀的电话转到生命救助热线上。在南京，有一对夫妇每天守在南京长江大桥上，劝告那些轻生者珍惜生命。朱万里说，这个行为很值得借鉴。“我们可以和电信部门商量，在比较敏感的地方，设立一部专用电话，为救助工作赢得时间。”

　　“平均每年 3000个左右的救助电话，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我的生活状态。电话一响，我就紧张。”朱万里坦言，自己没事就看看手机，有没有未接电话；一闲着，就把小灵通拿在手里，随时准备接听。甚至有时候，没有电话打进来，也感觉到铃声在响，由于手机是 24小时不关，所以总有一些电话在夜间打来，往往一聊，就到了天亮。

　　这个在重庆黄页上都能查到的号码，的确让这个年近六旬的老人感到了疲惫：“如果不是快要到了临界点，他们也不会拨通电话，我不得不慎重啊。”

　　危机干预热线也在不断发展壮大，目前核心成员都是从业多年的心理医生，同时不断有支援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我们需要社会对有自杀倾向的人进行危机干预，我们需要建立起一个社会安全网络。”虽然朱万里和这些志愿者信心十足，但是一些困难很现实地摆在面前。

　　成立的“危机干预中心”纯属社会公益组织，是一个纯粹的民间组织，根本没有任何收益，志愿者不但常常自己来贴补电话费和车船费，还要在每次做现场咨询和扩大宣传时，考虑经费的来源。社会有了疑问，资金成了软肋，会不会出现山穷水尽，最后树倒猢狲散的一天。

　　志愿者们也有这样的担心，一些现场救助行为是不是得到有关方面的认可，一旦干预失败，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缺乏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法律制度的有力支持，成为热线最需要解决，却不知如何去解决的困难。

　　本版撰文 /摄影新报记者单炜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