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美国将如何应对“反情报”　

　　美国来信之林达专栏

　　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就一项提案征询公众意见。该提案要求进一步限制外籍人士参与高级科研活动。该提案不仅将适用于来自加拿大、英国等美国盟国的人，也适用于具双重国籍的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它还将扩大限定范围到使用某些实验室的设备。上述提案共收到300多份、逾1100页的意见信。反对之声不绝于耳，来自大学的反对尤其强烈。

　　看上去，美国商务部的提案显得十分荒唐，一方面，在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这一提案即便通过成为法案，要执行都非常困难。再说，提案似乎隐含着对外籍科学家的歧视。所以，一开口就得罪很多人。其实提案背后是美国政府由来已久的为难。

　　这个问题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二战给了美国两个很大刺激，一是日本对珍珠港的突袭，使美国海军几乎毁于一旦。二是美德之间核武器试验的竞赛。

　　在二战中，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担负保卫国家的责任，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处理很特殊的“反情报”。大家知道，在二战期间，还没有间谍卫星之类的东西，一个人跑到码头上去数数有几艘什么样的军舰、停在什么位置，回去用发报机发出去，就可能是敌方很重要的情报，很可能带来大伤害。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西海岸有十几万日本移民，他们中间有的已加入美国籍，有的是日籍侨民，也有刚来的日本人。谁也不敢保证里面没有间谍。在珍珠港事件的刺激下，美国军方怕承担风险，上报罗斯福总统，最后获准将所有日裔集中圈居在几个营地，直到战争结束。

　　日裔集中居住事件涉及很广，影响也大，对外界影响却不大。美国政府更紧张的是核试验竞赛。这一竞赛，美国并没有志在必得的把握。假如德国人抢先一步，不仅二战结局肯定不同，今天的世界局势会怎么样都非常难说。这种命悬一线的真正紧张，当时只有极少数人在体验，他们是美国政府的极少数高层官员和核科学家们。

　　1942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宣布，德意所发动的侵略，“已经威胁到美国本土”，并宣布在美国本土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为“敌侨”。著名的科学家费米就在其中。三天后，美国对德意宣战。

　　在这次商业部提案风波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西蒙·索迪写道，“我坐在这里写这封信，距离第一个链式反应堆遗址只有一个街区。那是20世纪40年代由费米和他的合作者建成的。”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当时也有法律规定，要限制外籍人士参与高级科研活动，费米没有许可证，就不会被允许使用设备做这项工作。因为他来自美国当时的敌国——意大利。索迪教授还特别提到，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是匈牙利公民，该国曾是苏联集团的国家。他写道:“可以很合情理地得出结论，如果排斥外籍人才输入，美国就不可能成为领先的核大国。”他的话有道理，费米夫人在回忆当年美国核研究主力的时候，就很惊讶地问自己，“怎么当年唱这台戏的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呢？”

　　二战之后，美国人开始检讨这样的战时措施，时间越长，离战争危险越远，越趋于否定的态度，在里根政府期间，终于对日裔作出了赔偿。美国人对费米被看作是“敌侨”也越来越感到荒唐。

　　我们曾经有机会接触过被强迫集中居住的一些日裔的后代，他们谈到，他们的父母在当时都认为，这样的措施情有可原，因此默默忍受并不抱怨。这让我们很惊讶，还想过不知这是不是和日裔的民族性格有关。后来看了费米夫人的回忆，才发现，他们被宣布为“敌侨”的时候，也并不恼怒，虽然费米还需要美国同事为他出具证明，证明他对美国的忠诚。费米夫人甚至还认为，战时“做一个敌国国民的话，在美国算是最好的地方了”。

　　他们对美国政府战时措施的理解，其实说明，再多正面例子，也并不能证明政府方对间谍的担心就是毫无必要。

　　今天，美国面临着双重威胁。一方面，今天的恐怖战争和二战不同，个人的破坏力能够达到二战期间的军队和战役的破坏力，自从9·11后，恐怖袭击警报级别上上下下，却从来没有解除。另一方面，科技加速发展，致使许多行业都有了几近核研究的重要性。一点点关键技术的外泄，可能带来国家安全的重大隐患，或者经济发展难以估量的损失。至于每个国家都在互派间谍，这已经是常识。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商业部这样的责任部门感到紧张，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美国商业部提案和知识界的这种冲突，反映政府和民众思考角度的不同，也反映了现代社会本身的矛盾。这里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美国是个相对开放的移民国家，也是大量尖端技术的拥有者，这样的矛盾冲突就更早出现，更尖锐。且看美国政府和民间的讨论，最后会怎样来应付这个两难问题。

　　(作者系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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