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企业为何“漠视外来工生命”？

　　张贵峰

　　今年6月以来，北京市共发生生产安全事故92起，死亡115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98人，占到总数的85.2%，而这些事故往往都是以建筑业高空坠落、触电和坍塌为主的“低级事故”。对此，在日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北京市副市长陆昊痛斥道：“一些企业漠视外地人生命”，“18层楼都不系安全带，企业负责人的责任哪里去了？如果上面是你儿子，你会不

　　无疑，陆副市长对不良企业的道义谴责，言之切切、情之殷殷，令人感动，但是，究竟这些企业为什么会如此没良心地“漠视外来工”？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些企业主都有浓厚的乡土情结、以歧视外来工为风俗，而且也不像此前某些人那样将外来工视为“低素质者”、觉得他们生来下贱的话，那么就不难发现，催生这种“漠视”的主要并不是道德良知缺乏，而是外来工的权益生态问题，换言之，外来工之所以容易被漠视，让一些企业觉得“好欺负”，根本在于，这种漠视、欺负的成本太过低廉、背后民工权益的保障环境太脆弱。

　　以最简单的民工劳动雇佣成本———工资为例，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4年全国农民工月均工资为539元，而同期城镇职工是1335元，前者仅为后者的40%，这意味着，2004年全国因为雇佣农民工一项就节省了11462亿元工资开支，相当于当年中国GDP的8.5%。更不用说，即便是这已经十分微薄的薪水，民工也未必都能顺利拿到手———每年范围最广、数量最巨的欠薪现象总是发生在他们身上就是明证，虽然，政府年年也在追欠清欠，但辛酸苦楚的讨薪悲剧依然年年不断、此起彼伏。

　　再来看看外来工的生命价值本身，其受漠视的程度也许更令人触目惊心，众所周知，无论是按照政府职能部门还是法院的有关规定，目前我国人身损害赔偿，一般都是依据城乡身份的不同而分别计算的，也即，以城乡人口各自的年均收入作为赔偿的计算标准，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同样性质乃至同一事故中造成的人身损害，如果受损害者城乡身份不同，那么就会带来赔偿金的悬殊差别，比如“死亡赔偿”，据统计，各地的城乡差距最大达到6.77倍，最小也有2.14倍，而实际赔偿差距往往在10万元以上、甚至更多。

　　———同工不同酬、同死不同赔，面对基本权益处境如此恶劣的外来工，在逐利的市场本性驱使下，企业岂能不大加漠视、蔑视？所以，要想真正扭转“漠视外来工”的冷酷现实，“如果是你儿子”之类的道德感化、训诫，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作为公共利益代言人的政府，必须在保障外来工权益上拿出切实行动来、有所作为，尤其是从制度上给予外来工与本地工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至少使两者的劳动、生命一样“值钱”、有尊严，让漠视外来工的企业付出足够高昂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