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情一泄露　住哪都被赶

　　策划/江小川文/记者黎蘅、邱瑞贤

　　“艾滋病可怕的并不仅是疾病本身，我们必须正视艾滋病人的‘心病’。”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许锐恒对记者说。专家认为，今日社会对艾滋病人的“坚固歧视”实际是上个世纪80年代对艾滋病过度宣传的恶果，不消除对艾滋病人的歧视，不给他们提供一个平等宽厚的生存环境，“最终受害的将会是我们自己！”

　　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从一栋公寓再到另一栋公寓……却仍然逃不过被驱赶的命运。两年多以来，为了给一些不幸患上艾滋病的人寻觅一个落脚点，广州艾滋病互助团体的负责人托马斯伤透了脑筋。

　　大概两年前，本身也是艾滋病感染者的托马斯将几名无家可归的艾滋病患者组织在一起，在广州城郊的一个村子里租下了一栋3层高的房子。“本来，这栋楼房也算挺隐蔽的，单独一栋，与其他邻居都有一定距离。然而，这几个年轻人还是引起了村民们的注意。有村民向治保队反映情况，治保队派人上门调查，“面对他们探询的眼光，我们不想撒谎，”托马斯说，结果当天下午治保队加上村民一共来了十几个人，让他们搬家。结果，托马斯带着病友们又在城郊一个“烂尾”的楼盘内找到了一处住所，但却被跟踪而至的媒体曝了光。第二天，就有近十名保安前来将他们“请”了出去。

　　据悉，目前这几名艾滋病人搬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外地民工聚居的社区，“那里有许多人住在一起，经常有陌生人出入，相信没那么快被发现吧。”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解决昂贵的药费问题一直是不少经济困难的艾滋病人的愿望。然而，广州自今年开始实施艾滋病人的“四面一关怀”政策以来，自愿登记并接受免费治疗的艾滋病人只有300多名。很多病人之所以宁愿自己掏钱买药甚至索性放弃治疗，很重要一个原因是因为免费治疗要“实名制”。“一听说要用真名，就算医护人员一再承诺会为病人保密，很多病人依旧担心暴露身份而不愿接受治疗。

　　国际经验证明，耻辱和歧视是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软肋。耻辱和歧视越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艾滋病防治工作越难做，成效也越差。耻辱和歧视会使目标人群转入地下或远离主流社会，如此一来，这类人群就很难得到应有的宣传教育和服务。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办事处官员曾表示，随着病毒蔓延趋势日益严重，中国必须尽快消除公众对艾滋病存在的偏见和认识误区。因为正是由于公众对艾滋病缺乏了解，导致了对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的歧视，而这种歧视的态度反过来又使受到指责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仇恨社会，甚至会有意将疾病传染给他人的现象。

　　“我们只能自己帮自己”

　　日前，记者走进设在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的“红丝带之家”，开门的是一位名叫阿华的年轻的艾滋病感染者。“我们今天都是向公司请了假过来的，主要是想帮帮这一家子。”阿华指了指身后一名中年男子，他怀里抱了个小孩。他叫做阿刚。

　　这名叫阿刚的中年男子来自广东粤西农村，几个月前被验出HIV阳性，而且已经把病毒传染给了妻子，妻子又传染给了刚出生3个月的儿子。目前，妻子已经发病，“我们没有钱治疗，她只好呆在老家。”阿刚说，这次来广州，主要是想给大儿子检测一下。然而，他身上只有100元，等待检测结果需要好几天时间，“大冷天的，食宿都成问题。”医院将阿刚的情况告诉了“红丝带之家”，阿华等几位年轻人专门过来，准备把阿刚父子接到“爱之家园”的住所暂住。“像这样的感染者，除了我们，他们是很难会在别的地方找到任何帮助的。”阿华说。

　　和阿华在一起的艾滋病感染者还有阿东、阿广和阿梅。“我们平时都像正常人一样上班、工作，空余时间就到这里（红丝带之家）来做义工，帮助一些有困难的病人，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感染了。”阿华说，他是一家公司的老板，“如果员工知道我有艾滋病，可能全都会辞职。”阿华说，他独自扛着这个沉重的秘密，“有时也不免觉得内心压抑得很辛苦。”尽管如此，阿华、阿东、阿广和阿梅都表示，他们宁愿偶尔聚在一起互相安慰一下，也不愿向自己最亲的家人、朋友公开自己的“秘密”。“我们很清楚，自己的艾滋病感染者的身份一旦公开，目前这种平静的生活就会马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