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阴暗尊严无价(图)

　　性别平等十年之路 中国女记者百人行暨新妇女权益保障法正式施行系列报道

　　——厦门女性遭受性骚扰问题透视

　　核心提示

　　“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部门投诉。”新妇女权益保障法把反性骚扰第一次写进法律，表明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表明了性骚扰受到社会各方面的高度关注，更表明了性骚扰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是刚刚存在的问题，而是一直存在的问题。厦门也不例外。

　　拒绝和反抗 意味着付出代价？

　　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黄小兰（化名）对记者诉说最多的不是她的工作，也不是她的爱情，而是上司对她的性骚扰。

　　28岁的黄小兰是一位公务员，负责单位的文秘工作。第一次送文件到上司的办公室时，上司在接过文件时，捏了捏小兰的手，小兰慌忙把手抽了回来，上司笑呵呵地说：“别怕别怕，我又不是老虎，领导关心部下是应该的嘛，你的手太冰了，身体好吗？”小兰的脸火辣辣的，“以后，你要有什么困难尽管找我，我一定帮你解决。”小兰匆匆忙忙地逃离了他的办公室，但却从此开始了那噩梦般的文秘生涯。

　　小兰送文件到领导办公室隔三差五就有一次，有时一天要去好几趟，每回进门，上司就要她把门关上，说他有关门办公的习惯。捏手，拥肩，揽腰，摸臀……当小兰生气地对上司说：“请您别这样！”时，上司便会把手缩回去，但下回见面，这些动作照样重复。

　　小兰说她每回要敲开领导办公室时就浑身起鸡皮疙瘩，在骚扰周而复始地上演一年后，忍无可忍的小兰要求上司给她调整岗位，上司自然看穿了她的用意，又笑呵呵地对她说：“你很适合这份工作，怎么能说调整就调整呢？”

　　小兰也想过离开现在的工作单位，但她说好不容易当了公务员，说走就走，到哪里再找一个好工作呢？

　　半年后，上司调走了。但小兰的噩梦并没有结束。

　　新领导上任没多久就按捺不住动起了手脚。有一个晚上，他要小兰把材料送到他的宿舍（上司的家属在外地），进门后，小兰发现上司竟然穿着睡衣，她放下材料就要告辞，来不及转身，上司一把抱住了她，把手伸到她的胸脯，小兰惊恐万分，她哀求上司放开她，可上司却抱得更紧了，小兰对上司说：“你不放我走，我就喊人！”上司见小兰发狠了，只好松手。

　　第二天，小兰和上司在单位的走廊相遇，小兰浑身不自在，可上司还是笑眯眯的，他和蔼可亲地对小兰说：“早上好！”

　　探情

　　职场和公交车上性骚扰多

　　性骚扰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厦门女性遭受性骚扰的比例有多大？记者为此采访了厦门市妇联和厦门大学法学院，均被告知最近一两年厦门相关机构还未就具体比例进行调查，但她们都认为这个比例不可能低，蒋月教授就曾在公交车上亲眼目睹两起明显的性骚扰。

　　于是，记者随机调查了20位厦门女性，她们的年龄从19岁到40岁，她们的身份包括公务员、传媒从业人员、教师、医生、企业员工、服务员、大学生和家庭主妇，其中只有3人不容迟疑地说从未被性骚扰，1人记不起是否有过，其他16人均表示曾不同程度地被性骚扰，占接受调查对象的80%。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在北京女性中所做的调查结论是84%，而同样针对北京女性，全国妇联得出的结论却是70%，这从一侧面反映了性骚扰的行为界定特别难。

　　厦门女性受到性骚扰，以场景划分类型，主要是职场性骚扰和公共场所性骚扰。职场性骚扰中又有60%来自上司的骚扰，这也是最令受调查者愤恨和无奈的，性骚扰的上司通常以调整更好的工作岗位、加薪、评先进等为诱饵，如果不能得逞，往往就以工作不得力为借口给被骚扰者制造各种障碍，直至辞职。

　　公共场所性骚扰最多的是发生在公交车上，占受调查者的55%。骚扰者最经常的表现是，以人多拥挤为由贴紧被骚扰者，趁着公交车转弯、颠簸时，挤压被骚扰者的胸部，或从后面抚摸被骚扰者的臀部。

　　面对性骚扰，被骚扰者的反击呈现出的状态以息事宁人最多，职场上的骚扰，尤其是来自上司的骚扰，忍气吞声的居多，主要是怕丢掉工作，怕被上司报复，如果骚扰来自客户，一般是婉言谢绝。受调查者中，只有一人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尊严：这位女大学生在家教过程中，遭受了男主人的性骚扰，尽管因举证困难败诉了，但反击还是给骚扰者震慑。

　　而对于公共场所性骚扰，被骚扰者一般以瞪眼、低声训斥、躲开的方式“反击”，受调查者中只有1人狠狠地反击了骚扰者：这位家庭主妇有次到白鹭洲公园参加大型聚会，人多拥挤时，突然感觉有只手触摸自己的下身，她迅速转身，抬起膝盖，猛顶了下骚扰者的下身。就在现场的记者目睹了这一幕。骚扰者痛苦而难堪地逃出了人群。

　　解读

　　这是对人格和尊严的伤害

　　专家名片 蒋月，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难点：赔偿金该判多少

　　记者：反对性骚扰写进法律，但规定非常简洁，会不会造成现实操作中的难度？

　　蒋月：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部宪法层次的法律，它的各项条款规定都比较原则，这是这部法律的风格，如果在反对性骚扰方面写得特别细致，这就与法律的风格不一致；其次，我国学术上对性骚扰研究很有限，而一项法律的出台是需要大量的学术成果来支持的，所以，在反对性骚扰方面，这部法律确实还存在进一步努力完善的空间。再来，在具体的操作方面，除了取证困难之外，还存在赔偿金究竟要给多少的问题，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而大众对于性骚扰的认识又比较有限。因此，我想特别强调的是，人们要充分认识到性骚扰对人的伤害，这是一种人格和尊严的伤害，而人格和尊严是无价的，有人质疑说“摸一下屁股或者胸部就要索赔两万，摸十下不就要二十万，这钱也太好挣了吧”，这种说法显然是没有认识到性骚扰对人的伤害有多深。

　　记者：“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部门投诉。”“有关部门”究竟是哪些部门？

　　蒋月：当地政府、公检法、妇联、工会和新闻媒体等部门，都有责任帮助遭受性骚扰的妇女。

　　态度：明确反对

　　记者：在投诉、起诉之前，被骚扰者本身应如何保护自己？

　　蒋月：首先必须用明确的语言和行为告知骚扰者他的行为是错误的、违法的，是自己不能接受的。职场上的性骚扰，不管是来自上司、同事还是客户一发生就要抵制，不要委曲求全，更不要去贪小便宜；公共场所的性骚扰不能一味躲闪，而要大胆反对，因为骚扰者是心虚的，你反抗了，一般情况下，他就会收敛。其次，自身要注意防范，尽量不要男女单独到私人场所去或者停留。第三，对于上司的性骚扰，可以和他面对面摊牌，明确告诉对方自己已受到伤害，请他自重；已婚妇女在无法单独解决时，建议与丈夫沟通，与丈夫一道去找骚扰者谈清楚。第四，可请求专业人士帮助，寻求解决方法。

　　举证：录音、证人、证据

　　记者：虽然反性骚扰已写进法律，但举证难依然困扰着被骚扰者，请您支招。

　　蒋月：首先要注意收集证据，在与骚扰者谈判时，除了录音之外，还可以叫上同事、好友一道，有第三人在场，既可预防再次受到伤害，还可起到证人作用。其次，接到受害者投诉时，相关部门要做好书面记录；寻求精神治疗或者其他专业帮助时，要向对方直接说出原因，并形成一定记录，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据。

　　名词

　　性骚扰是性歧视的一种形式，即通过性行为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和其他公共场所欺凌、威胁、恐吓、控制、压抑或腐蚀其他人。性骚扰最大的危害是造成受害人生理、心理和感情上的伤害。

　　手记

　　请对阴暗的权力说“不”

　　在被上司性骚扰的那些日子，黄小兰无数次痛苦地对记者说：“难道，我只有辞职？”“有时我真想告他，可告不倒，我的日子更不好过。”黄小兰显得非常无奈，“他会反咬一口，说我诬陷他。”

　　黄小兰的徬徨恰恰折射出性骚扰的一个典型特征：性骚扰问题存在着性别与权力的双重结构，性骚扰的发生往往是与特定的权力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而且这样的权力关系并不只局限于像黄小兰与上司之间的职位高低关系，还包括辈分大小关系，比如老师骚扰学生、长辈骚扰女童，还包括力量强弱关系，比如公交车上陌生男乘客骚扰女乘客，等等。

　　而性骚扰问题之所以成为隐性问题也正是在于权力施加的影响，拒绝和反抗意味着付出代价。这情形在职场上最显而易见，比如记者在对性骚扰高发行业服务业进行调查时发现，女服务员在被性骚扰时采取的对策是，要嘛躲开，要嘛装着不懂，如果因为反抗性骚扰而与客户发生冲突，老板就可能叫她们走人。在服务员与客户的权力关系中，服务员显然是十分弱小的。

　　但是，再强大的权力也不可能高悬于法律之上，反性骚扰写进法律，无疑是性别平等建设中一次巨大的进步。这时候的黄小兰们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感受到力量的存在，尽管如果真的进入法律程序还有很艰巨的路要走。当然，我们更寄希望，在法律武器高举之前，那双肮脏的手就已缩回。

　　厦门作为经济特区，新兴的经济类型较多，而新兴的经济类型与服务业一样也是性骚扰的高发区，这就使得厦门的性骚扰比例在短期内并不可能像有些人的善良愿望那样比全国低。但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可喜的现象：当厦门人在被问到“是否有被性骚扰经历”时，被调查者并不像全国许多地方的女性那样羞羞答答、遮遮掩掩，而是坦诚地配合该项调查，这种正视问题的态度让我们对于问题的解决更有信心。因为，只有自身光明磊落，才可能对阴暗的权力说：“不”。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年月

　　漫画/朱利军(来源：厦门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