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市委书记徐明华日前指出，该市纪委向全市通报的10起损害经济发展环境典型案例中的3起处理结果太“敷衍了事”：耒阳市二中违规对学生补课并收取补课费237.2万元，怎么能仅仅给予该校校长邓玉明行政记大过处分？另外两起违规收费和拉赞助案，当事人只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和党内警告处分，处罚也太轻（本报12月11日1版）。
行政处罚、党纪处分都应该以事实为依据，以法纪为准绳，处罚的力度与违法违纪
的性质恶劣与否、与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否巨大、后果是否严重必须相吻合、相匹配。否则，过于轻率，何言法律和党纪的严肃性、权威性、神圣性？
长期以来，我们的某些组织和部门总有“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观念作怪，有些人总是认为，为地方、为部门、为单位“谋利益”而“不幸”触及党纪国法的高压线，同时其本人确实没有贪污受贿的话，则值得同情，可以宽大处理。更有甚者，个别部门和单位的处理是装腔作势、装模作样——处分决定根本就没有记入个人档案，糊弄上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长此以往，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就难以得到根本改变，行业形象、部门形象、党和政府的形象就这样受到玷污，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各种社会利益主体的关系就难以融洽和谐。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官本位”思想作怪。同样是国家公职人员，同样混迹于官场，不容易啊！于是，惺惺相惜，官官相护，从轻发落，宽大处理，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好人主义思想盛行，自由主义行为泛滥，官僚主义作风就难以有效遏止，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会遭遇这种落后观念的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体制环境就不能得到根本性的优化。
要治理经济发展的软环境，还得靠法治，还得靠完善体制、机制。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中国什么时候彻底消除了官本位，什么时候就彻底发展了！”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党风党纪问责制正在健全完善阶段，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当务之急是依法治官、依法制权，使“用权必有责，违法受追究”真正落到实处。
卢岳华（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