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学生领队眼里的西安事变(图)

　　黄云兴■文／图记者吴飞

　　阅读提示

　　时年22岁的黄云兴是西安高中高三年级的学生，他作为西安学生救国会的领队参加了1936年12月9日的那次游行，黄云兴如今还清楚地记得，张学良让一千多名学生集中在路南的一个大冢前，规劝他们立即停止向临潼前进，他说：“我给委员长请示了多次（停止内战抗日），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并表示“我三天以内用事实向你们答复”。三天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于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向红军进一步展开进攻。同时，他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部署在以河南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准备开入陕甘地区。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次到西安“督剿”，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胁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进剿红军的命令，否则即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遭到蒋介石的严辞训斥。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进谏，痛陈利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蒋拒绝……

　　万名学生请愿

　　12月9日，西安一万多名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学生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遭到军警的镇压。

　　一场历史巨变也由此悄然拉开帷幕。

　　时年22岁的黄云兴是西安高中高三年级的学生，他作为西安学生救国会的领队参加了那次游行，并有幸亲自传达了张学良的命令。

　　“早8点，西安各学校的爱国学生首先聚集在南院门附近的‘剿匪总司令部’，要求面见张学良请愿。”据黄云兴回忆，参加游行的学生由西安高中的学生们带头，除了来自西安一中、二中及女中等本地的学生外，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他们举着自带的标语和横幅，沿街高呼口号。张学良的参谋长晏道刚（音）出面给学生作了答复。他答应“尽量将请求转达到”。后再没有人过问学生的请求。

　　11点左右，游行队伍到达国民党陕西省政府。请愿学生对省长邵力子“你们要安心学习”的搪塞十分不满，一度情绪激动，人群中竟喊出要将邵力子拉下来的声音。有学生激愤地反问道：“国家这么大的事情（遭侵略）不解决，让我们怎么安心学习。”

　　随后，游行队伍到达绥靖公署向杨虎城请愿。公署参谋长李兴中（音）出面作出的答复仍没有明确的态度。此时，学生中开始有人提议，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

　　“两点上下，我们空着肚子向火车站方向前进，想乘火车前往临潼。”黄云兴说，当他们发现前往火车站的城门已被关闭后，游行队伍便向东，欲从小东门出城。但小东门也被守城的东北军士兵关闭。一开始，东北军士兵拒绝了学生出城的要求。当游行队伍里不时发出“打回东北去！”、“你们是东北人难道不爱东北！”的口号和质问时，守城的士兵态度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但没有阻止学生出城，还协助学生搬开了封堵城门的横木。

　　有幸为张帅传达命令

　　当天下午4点左右，留下来继续坚持请愿的学生步行到胡家庙附近时，一些学校给他们的学生送来了食物，而黄云兴和校友们感到又饿又渴。到达长乐坡地界，在队伍后面负责督队的黄云兴看到从城内方向开来了一辆小轿车。

　　“轿车不是现在的样子，两边有很大的踏板。”当轿车停在黄云兴身后时，他发现从车上下来的正是张学良本人。张学良连连向学生队伍招手，并告诉黄云兴“快传达我的命令，前队变后队，在我这里集合”。

　　黄云兴如今还清楚地记得，张学良让他转达命令的地方叫“万紫营”，当地老百姓俗称为苗圃。张学良让一千多名学生集中在路南的一个大冢前，规劝他们立即停止向临潼前进，并承诺说：“我给委员长请示了多次（停止内战抗日），还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我现在表示，愿意给大家当代表，再次向委员长请愿。”

　　在场学生的质问很尖锐，向张学良喊道：“不信！你把东北都‘卖’了，又来阻止我们呀！”人群变得激动起来，一些学生欲再次发动队伍继续前往临潼。张学良见状，大声说道：“要是不信。我三天以内用事实向你们答复。”

　　“秘密”来自谢葆真

　　回家的路上，黄云兴一直在琢磨，张学良将要向大家展现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当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才明白这个“事实”的内容。

　　事后若干年，黄云兴还得知蒋介石闻讯学生前来请愿，即打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声言学生若不服从，就“格杀勿论”。

　　12月9日当晚，张学良信守对学生的承诺，向蒋介石反映学生的要求，并再次陈述自己的主张而受到重斥。

　　1936年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在睡梦中听到枪声，仓皇爬上骊山，藏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被东北军战士捉下山来，护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第十七路军在城内同时行动，迅速解除蒋系军警武装，拘押了正在西安待命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等10余名高级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随后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

　　黄云兴是从满街叫卖的号外上得知蒋介石被扣留的消息的。他对事变当天的记忆是，“快天亮的时候听到了枪响”。事变的第二天，陕西青年援绥（绥远）抗日战地服务团成立，黄云兴任团长，杨虎城的太太谢葆真为名誉团长。也就是在事变后的三四天，黄云兴向谢葆真谈论起关于“三天之内的事实”时，谢葆真告诉他，“其实是早就研究好了的对策，蒋介石继续顽固（张、杨）就会进行兵谏”。

　　黄云兴说，谢葆真对他说的话，在当时可是“天大的秘密”。

　　群众大会记忆犹新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各界群众同声称快，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

　　在西安，各救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加入到争取抗战的运动中来。黄云兴曾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见到了为西安师范学生进行演讲的彭德怀。他向彭德怀提出了希望给陕西青年援绥抗日战地服务团演讲的请求，并获得了彭德怀“努力到战地进行服务”的鼓励。

　　12月16日前，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各救国团体在国民党原陕西省部集会，商讨如何召开西安群众大会。参加筹备的黄云兴及各界代表在西安高中的理化教室召开了正式筹备会议。黄云兴说：“西安当时成立了很多救国团体，他们缺少活动的场所，西安高中的理化教室成了最为繁忙的会议场所。”

　　12月16日，西安群众大会在西安体育场召开。包括文化协会、教师联合会、战地服务团、东北流亡会等众多救国团体参加了大会。自发前来的工人、农民、学生、士兵、市民人数超过了十万。参加集会的各界人士都用身边可以找到的“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陕西青年援绥抗日战地服务团获得张学良的特批，借来100枝长枪武装起来参加了当天的集会。

　　黄云兴对西安群众大会场面的宏大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一直记忆犹新。解放后得知拍摄《西安事变》影片后，他曾经向导演写信表示愿意提供一些历史细节。导演也亲自回信告之，剧本已经审批不宜再修改，但对老人的热情和提供的一些历史细节仍表示了感谢。

　　与杨虎城机场话别

　　陕西青年援绥抗日战地服务团主要从事宣传和战地救护。服务团成立之初就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大力支持，两人都曾亲赴服务团鼓励团员。西安事变后，杨虎城派黄云兴率服务团人员前往三原筹备群众大会。

　　1937年1月1日，当100名团员第一次开往绥远前线时，杨虎城和夫人谢葆真亲自送行，并资助1000块大洋，为每个团员发放了特批的棉军衣。由于服务团成员身着军衣，随队又有两个号兵。沿途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共产党的先头部队”为由强行解散了该队伍。带队的东北大学的流亡学生吴云汉（音）被送往感化院。后来，吴云汉曾从感化院致信留守西安的黄云兴。黄云兴回信后至今再无吴云汉的消息。

　　1937年5月27日，黄云兴听到杨虎城将要出国考察的消息后，立即赶往机场送行。在机场候机室他见到杨虎城和邓宝珊等人。中午过后，杨虎城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向飞机。即将登机前，黄云兴问杨虎城：“主任你啥时候回来？”杨虎城未加犹豫地回答道：“出去转一圈就回来了。”

　　“在场的人谁也没想到，那是和杨虎城的永别。”黄云兴拿出了一张他珍藏的照片，泛黄的影像记录着他和众人为杨虎城送行的历史瞬间。虽然已经90岁高龄，老人仍然可以记起“当天天气不好，有些阴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派顾祝同来到西安，他解散了所有救国团体。陕西青年援绥抗日战地服务团也不能正常开展工作。黄云兴便带着部分团员前往驻扎在三原、由赵寿山领导的38军的军部。赵寿山给出团员们三个选择：愿意到陕北的，可以放行；愿意留下的，到李振西所率的教导团工作；其他人可返回西安。当时，仅黄云兴知道的，奔赴陕北参加革命的就有7名团员。

　　黄云兴后从西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毕业，在国民党西安市政府内任过文员。解放前开始从事教学工作，1954年分配到西安市二十一中工作直到退休。1956年，他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如今，见证过那段历史巨变的老人身体硬朗，在我市东关一小区内过着平静而安逸的暮年生活，每天读报不辍。

　　纪念“西安事变”六十九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