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15]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们把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献给读者朋友。书中翔实地记述了胡耀邦同志最后的岁月，作者情感蕴积多年，和泪而成此书，字里行间流淌着女儿对父亲的无尽思念。 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胡耀邦

　　50年之后，1982年9月24日，在陪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参观访问西安返京的列车上，父亲与他谈起那段往事时说：“1933年我从另外一个苏区来到中央苏区，那时毛主席受排挤，已经靠边站了，我只是远远地见过毛主席。1933年到1936年，我多次见到毛主席，但没有同他交谈过。毛主席同我直接谈话，亲自表扬我，是在1936年的5月份……”

　　不过，那时的父亲早已与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成了好朋友。

　　1933年初，毛泽覃被任命为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不久，党内“左”倾路线为肃清毛泽东在苏区的影响，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这场斗争很快波及江西，坚持毛泽东军事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无端受到“内部已有政纲的反党派别小组织和小集团”的指控。当年5月，临时中央批准解除上述四人的领导职务，全部派往基层“改造”。此后，毛泽覃来到总同盟工作。

　　曾担任总同盟主席的蔡乾后来回忆说：“虽然我们一起在‘反帝同盟’中共事只有半年，我们之间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和我，还有胡耀邦，经常长谈到深夜，毛泽东年轻漂亮的妻子贺子珍，为了表示关心，常叫她的妹妹贺怡（毛泽覃之妻）给毛泽覃送些煎辣椒或鸡蛋。毛泽覃总是把妻子送来的东西拿出来请客。胡耀邦和我曾在那里吃过饭，非常丰盛，毛泽覃一有空总爱找胡耀邦对弈。”

　　1934年3月，父亲被调回团中央局，开始主编儿童刊物。4月担任秘书长，直到同年10月长征开始。

　　1934年，在蒋介石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中，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左”倾盲动，丢掉了大片根据地。10月，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这一走就是二万五千里，史称“长征”。

　　父亲9月接到中央组织部门的通知，要他做好转移的准备，并将他编入红星纵队中央工作团第二团，担任共青团总支书记。

　　一过湘江就染上疟疾的父亲，抱病行进在红星纵队的行列里，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地走得摇摇晃晃。入黔时，杨勇骑着匹棕马过来，一眼看到他蜡黄的脸，忙吃惊地问：“耀邦，你怎么啦？”

　　父亲喘得说不出话，只是摇了摇头。杨勇连忙跳下马来，将他托上了马背。父亲就这样骑一阵走一阵，赶到了遵义。这时，改变数万红军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了，毛泽东重新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当时部队进行改编，父亲被调到红三军团第五师，在彭雪枫的第十三团任党总支书记。

　　这年2月间，红三军团击败国民党王家烈部，再克娄山关，二占遵义城。红三军团在遵义西南十余里处集结时，遭到敌机轰炸，父亲没来得及躲闪，被一块弹片击中臀部。但到四渡赤水时，父亲又一瘸一拐地行进在队伍里了。

　　过草地时，天气变幻无常，沼泽密布，又缺吃少穿，不少人被沼泽吞没，或冻饿致死；活着的人也感到难以生还。父亲曾亲眼看见，有个连指导员因为实在受不了那份苦，拔出手枪朝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但父亲常对走在身边的指战员们说：草地景色美不胜收，不好好欣赏，过了这个村就找不到这个店了！他还问大家，是不是草地的月亮比草地外的大？一直努力做着细致生动的思想工作。

　　父亲年轻个子矮，在到达草地边缘过墨曲河时，张爱萍就用他的马把父亲和小通讯员们一趟趟驮过河。

　　在延安长征，是史诗般漫长艰苦的历程。

　　回忆起那个震撼世界的历程，父亲总会充满感激地念叨说，那会儿如果不是杨勇和彭雪枫时常将马让给他骑，不是张爱萍让他拉着马尾巴走，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翻过皑皑雪山，走出茫茫草地。

　　身高不到一米六的父亲，以惊人的毅力从常人无法想像的艰苦卓绝中奇迹般地走了出来。当他面色枯槁、衣衫褴褛地来到延安时，还不满20岁，瘦得只有不到70斤。在参加长征的8万多名红军将士中，父亲是不到8000名中的幸存者之一。那时，他不是长征队伍里岁数最小的，但他与后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和曾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在少共中央工作时，因为年纪太小，一直被称作三个“红小鬼”。

　　从父亲1937年在延安拍摄的照片上看，那时他简直就是个大孩子，稚气未脱，体形瘦小。可是，长征精神已经永远地融入了他生命的年轮，革命的发展使得他的思想和精神，都蓬蓬勃勃地发育起来。

　　4 没见过这么年轻的首长

　　红军走进一望无际的陕北高原，也意味着走进荒凉和饥饿。贫瘠的黄土高坡，几乎无法养活这支饥肠辘辘的大军。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山西阎锡山的部队，四面逼向陕北，加紧了对红军的经济封锁和新的军事围攻。

　　可是，在红军那蹚过燃烧的湘江、乌江、金沙江，穿过血染的雪山、草地、腊子口的铁脚板之下，难道还有什么不可逾越的困难吗？这场前无古人，或许也不会再有来者的伟大壮举，使得每一个长征的亲历者，都充满了对事业的忠诚和自信。

　　1935年12月17日，为了打破敌人的包围，中共中央在为期十天的瓦窑堡会议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利用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敌人力量相对分散薄弱的山西省发展，以巩固苏区，发起东征。同时，组织12个工作团，随之东进。

　　1936年2月，一个雪后初霁的晚上，父亲带着一支精干的工作团，顶着呼啸的寒风，随徐海东率领的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进抵吕梁山区的石楼县，开展宣传、征兵和筹粮工作。他们挨家挨户宣传党的抗日方针，采用文艺演出、张贴标语墙报、召开群众大会等多种形式发动群众，将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分给穷人，帮助农民建立各种抗日组织。工作局面很快打开，工作队成功地招募了大批新兵，筹集了大笔粮饷，石楼县成为黄河东岸红军的活动基地。

　　但在东征即将结束时，父亲却因积劳成疾和营养不良，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警卫员李柱被吓得直说：“你再也不能干了，不能再干了！”他赶紧找来一副担架，将父亲抬回黄河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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