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官要官，“小人”何以如此“得志”？

　　从近几年查处的“跑官卖官”的大量典型案件来看，“跑官要官”的“小人”已不是一个小数目，甚至在某些贪官主政的地区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恶劣的官场灾难。最近，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对“极少数人热衷于旧社会官场上的一套，有的到处找“靠山”，搞小团体；有的为了个人的升迁，搞五花八门的关系投入”直接导致“小人得志，好人受气”的现象进行了痛斥，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也再度痛斥“跑官要官”之风，并声称“对那些封官许愿、请客送礼、跑官要官、拉票贿选者，一经发现，坚决依纪查处！”。显然，白克明和徐光春两

　　邵道生先生在《官场上“小人”得志根在何处？》一文中分析“小人”的特点说，一是“小人”好浮夸。二是“小人”不诚、不讲原则。三是小人尤好背后算计他人。四是“小人”喜溢美，说“小人”“见利向前，见害退后，同过委罪于人”。五是“小人”极势利。小人特能钻营，特能“审时度势”、见风使舵，“小人之心，欲人同其恶。”邵先生分析时还引用了先贤的言论，极为精辟，其中尤以“小人”“好背后算计人”、“极势利”、“欲人同其恶”最能说明“小人”的德行。此外，笔者还认为“小人”最会乔装打扮。在公开场合，小人有时甚至打扮得比君子还君子，乔装得比好人还好人，善于伪装是“小人”往往难于被人识破的重要原因，以假象、靠“开口秀”骗取信任而后达到升迁得志之目的是其重要一手；其次，“小人”大多生有一双“势利眼”，会见风使舵，善于“结交”。不过，有无权势、金钱是如今的“小人”愿不愿与之“结交”的重要筹码，趋炎附势自然是他们“制胜”的秘密武器和法宝。“人走茶凉”“落井下石”是“小人”们“玩”得最得心应手的。故人们往往谓“小人”为“势利小人”，称“小人”之交为“势利之交”。

　　现在，干部选拔中之所以出现“跑出来的、说出来的”现象，“小人”之所以仍然屡屡“得志”，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将其主要归咎于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还存在着让跑官要官者有机可乘、使“小人得志”的漏洞，当然是毫无疑义的。干部是谁提拔的？组织部门是党委主管干部的职能部门，党内规则也强调民主集中制，但现在提拔干部的实际情况是大多还是党委书记一人说了算，即使是作为二把手的县长、市长、乃至省长们也不能相提并论，这就是最大的“漏洞”。山西“卖官书记”武保安8个月受贿550万就很能说明问题。“能否卖官”，是武保安眼中书记与县长最重要的差别。县长没有干部任免权，而书记有。于是，武保安在当上书记短短8个月内，以不断调整干部为卖官契机，大造舆论，撬动人心，游讲索贿，提高要价，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搞“一言堂”，大肆卖官索贿。显然，在县一级，县长没有绝对权力，而作为县委书记的武保安有。遗憾的是在现行体制下，这种状况恐怕一时还难以根本改变。因此各级党委书记们就尤其要谨防自己提拔的“小人”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政治文明实际上是吏治问题，是用人的问题。诸葛亮说，“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一个国家如此，对于一个手握用人大权的高级领导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历史上因任用小人而最终使自已倒台的不乏其例。精明干练的北宋宰相王安石任用“小人”吕惠卿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司马光是历史学家，历史上的案例看多了，对识人有非凡的洞察力。他曾和王安石争论说：介甫既要推行新法，为何引用一群和你自己完全不同的小人，让他们去担当要职呢？王安石说：新法刚开始推行，旧人大多不愿参与，只有选拔能接受新法的有才之人。等新法实施已有相当成绩时，再换回较老成的官员守成。这就是所谓智者行之、仁者守之。司马光说：介甫误矣，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如果小人得权，还怎么去除，必然成为仇敌，以后有你后悔的日子。王安石听后不语。变法开始时，神宗问司马光对新党人物的看法，当问到吕惠卿时，司马光说吕惠卿做事只为个人利益，是真奸邪，可王安石却真心要重用他，天下人也以为王安石奸邪，所以颠覆王安石的必定是吕惠卿，因为小人原本是因为利益而投合的，如果权势和利益没了，什么事干不出来呢？六年后，预言应验，吕惠卿背叛王安石，导致王安石下台。

　　其实，现实是并非不强调监督，司法、监察、纪检、审计、反贪局等监督机构重床叠架。问题在于监督和制约都是以权力作为后盾的，而一把手往往在所辖范围内拥有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监督者都置于其领导之下，这直接导致了对一把手的监督纯粹是摆设。由此看来，除了从制度上“分权制约”，让各级“党委书记”们深刻认识到“小人”们正可能是自己的掘墓人，也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