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改措施必须确保矿工生命安全

　　新华社记者 张建高

　　黑龙江七台河矿难还在总结教训，河南寺沟煤矿42名矿工生死未卜，又闻唐山刘官屯、长春长岭煤矿发生事故。接踵而来的矿难，提醒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一些地方在矿难发生之后推出的整改措施，真的像当地政府所称的那样，“严厉”到能够保护矿工们的生命安全了吗？

　　一面急着整改，一面矿难频发，国家安监总局负责人就此指出一些地方煤矿整改工作态度不坚定、监管不严格、验收不认真。像“被撤销职务的国有煤矿事故责任人在处分期内绝不允许异地为官、变相做官”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有很多“暗箱操作”的疑点，如果不定期公布被处分者的名单和处分期，公众怎么知晓实情？是不是处分期一过立马就可以“官复原职”了？难怪舆论会质疑“原来被撤职的矿长还能异地为官！”权利与责任对等，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法则，如果掌权的人无须承担失职的责任风险，各种腐败行为必然横行无忌。

　　当前，一些地方的煤矿生产秩序整改工作看似力度很大，实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表现之一：用开会、发文件代替动态、全程监管。每一次矿难发生后，当地政府都会紧急开会研究情况、追究责任、总结教训、制定整改措施、对企业提出许多要求。但是，会开过了、文件发下去了，能不能落实到位，就不像开会那么紧急了。结果是下级糊弄上级，企业糊弄政府，所谓的“停产整顿”、“坚决关闭”等等，成了动人的官场谎言。

　　表现之二：以有没有证照来论断生产的合法性、安全性。这是一种典型的简单化、懒汉式行政思维。大量证照齐全的煤矿发生事故表明，以“身份”论“安全”的做法，不仅无助于煤矿生产的安全，而且是监管缺位下的重大隐患。

　　表现之三：问责中让制度背黑锅。几乎所有的矿难教训总结中都有“制度不健全”之类的说法。按这种总结的逻辑，既然连制度这个根本性的东西都有问题，在制度下做事的人，谁又能不犯错误呢？谁又能避免矿难的发生呢？如此太极八卦式的总结，有关领导自然不必承担太重的事故责任，甚至也不必承诺今后不再出事。可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社会与10年、20年前相比，制度之健全不知强过多少倍。让制度背黑锅，不过是有些人减轻责任的借口而已。

　　表现之四：用行政命令取代依法问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我国不仅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而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但许多地方、部门仍然习惯于制定“×不准”之类的政令，“不准”外又没有对违令行为的责任追究条款，以至于禁令把群众耳朵磨出了茧子，违令行为却依然不胜枚举。其实，许多被列入“×不准”之中的行为，法律都有规范性的说法，根本无须另起炉灶。无视法律的存在，以行政命令取而代之，本质上还是“权大于法”的思想在作祟。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给问责留下巨大的活动空间，宽严皆由掌权者把握。

　　对于安全生产，用“三令五申”来形容政府的重视已经远远不够了，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忙碌更是有目共睹，但截至目前，这些重视、忙碌都没能遏止事故频发的势头。有必要对各地采取的整改措施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剖析，坚决纠正一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做法，让监管者真正担负起法定职责，让整改真正发挥惩前毖后的作用。否则，遏止矿难频发势将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