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抗战烽火里的“文化苦旅”

　　特约撰稿田志凌

　　60多年前，一群年轻的美术工作者开展了一场艰苦卓绝、影响深远的艺术文物考察活动，多年后却被遗忘在历史尘烟里。

　　而今，又一批美术工作者开始千里追寻，直到2005年9月，终将这段历史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1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

　　我们的叙述必须返回到抗战烽火中的1940年。那年5月，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美术家王子云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了考察西北艺术文物的计划：抢救性收集当时还未被日军占领的西北地区的艺术文物资料，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战争破坏。这一计划获得国民政府采纳，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随即成立。

　　从1940年到1945年，一群年轻的美术工作者，以王子云为团长，前后大概有十五六位团员，走遍了四川、陕西、河南、甘肃、青海五省，用摄影、临摹、拓印等方法，调查记录了敦煌壁画、汉唐雕塑、陵墓石刻等各种珍贵的艺术文物，留下了数千件拓本和写生图、照片等——其中很多文物原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

　　这一影响深远的活动被美术史家视作中国美术考古的发端，王子云也因此成为中国美术考古的第一人。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轰轰烈烈的举动被后人渐渐淡忘了。

　　2“铭记历史，共尽责任”

　　60年后，因为历史的机缘，一群新的美术工作者开始追寻这段历史，并产生了将它完整呈现的念头。

　　2001年的一天，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接到了一封来信。信是当年考察团成员的后人写来的，称家中有一批当年考察团的珍贵文物，因为无法妥善保存，询问美术馆是否有兴趣收藏。

　　“一点不夸张地说，那封信还在我手里捏着的时候，我已经拨通对方的电话了”。随后，在一周之内，王璜生就赶往来信者西安的家里查看文物。第一次面对那批珍贵的拓本及资料时，王璜生几乎立刻就做出了决定。

　　“当时很激动。一方面是这批拓片非常精美，是非常出色的美术品；另一方面想到60年前的那群美术家出于责任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觉得也应尽我们后人的一份责任”。

　　这一次机缘使广东美术馆收藏了考察团遗留下来的2000余件珍贵的艺术文物拓本和部分照片。王璜生也由此萌发了将这段历史重新梳理还原的念头。他遇到了另一个对考察团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人：当时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后来到了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的罗宏才教授。罗宏才很早就开始调查考察团的历史。他与王子云有师生之谊，曾独自在陕西、甘肃等地的档案馆查找考察团的资料。

　　王璜生和罗宏才一拍即合，他们又找到了考察团成员卢善群之子卢夏，一起成立了专题研究组。此后，研究组跑遍了当年与考察团相关的江西、上海、南京、甘肃等省市，采访相关人员及后代，征集文献资料、照片和实物。2005年10月，广东美术馆隆重推出了“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60周年纪念展”。主题是“铭记历史，共尽责任”。

　　3尘封的历史终于获得了展示

　　2005年9月末，在广东美术馆二楼召开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研讨会，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终于获得了完整的展示。

　　考察团唯一健在的成员姚继勋今年已经90岁了，住在上海。电话那头老人的声音激动得有些颤抖：“谢谢你们还记得这段历史。”

　　“我们在查找当年考察团成员档案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个人在‘文革’期间都因为参与考察团而受到冲击，写下了各种各样的检讨。”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有一段时间，当年参与考察团的人不愿提起这段历史。

　　而在多年后，美术史家们给了这段历史很高的评价。“它是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至为深远的专题艺术文物考察活动。”罗宏才说。西安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陈云岗则将王子云誉为“中国美术考古的拓荒者”。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利国说，更让后世感怀的应是王子云等人的精神。60年后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觉得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些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度的文化责任感。王子云当时在国外已经颇有名气。他的油画在法国、日本等国展出，是巴黎《现代美术家辞典》介绍的第一位中国美术家。1937年7月7日，刚从法国留学归来、打算游览祖国河山的美术家王子云在列车上听到了日军进攻卢沟桥的消息。

　　战火所到之处，人民流离失所，文物也遭到惨烈破坏。河北阜平普佑寺、山西大同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涿县白带山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等大批珍贵古迹被摧毁，惨不忍睹。

　　这时，“抢救西北文物”的呼声渐起。呼吁的人不少，真正付诸行动的却是王子云。战火危急，1940年5月，王子云独自正式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交了自己的计划书。国民政府决定成立考察团，任命王子云为团长。

　　4“朝行荆棘丛中，夜宿山村猎户炕头”

　　广东美术馆三楼展厅，名为“抗战中的文化责任”的大型展览。迎面而来的一张巨幅照片上，有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们是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雷震……这张照片摄于“西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筹备期间，也差不多是他们留下的最“体面”的一张照片了。

　　在后来考察路上拍摄的照片里，更多的是他们衣衫褴褛、风霜满面，在荒郊野外考察破损的石雕、在残壁前专注临摹艺术图案的身影。

　　战争期间，经费有限，加上西北地理环境恶劣，考察团的行程极其艰难。从敦煌县去安西县的榆林窟，现在坐汽车一天就可以来回，而当年要走上足足6天。姚继勋回忆当年是“一路骑马、骑驴，骡车上也没有凳子，一路吃馍、实心馒头”，“朝行荆棘丛中，夜宿山村猎户炕头”。但这种艰苦常常被看到精美文物的兴奋所冲淡，至于忍冻挨饿也是常事。

　　考察团于1943年元月在重庆举办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观众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尤以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一部分观众对于该团所作之河西风景及风俗绘画，亦多发生浓厚兴趣。

　　“流风所至，盛况空前”。此后考察团又先后举办了四五次展览，都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5拓片、拓本、写生图、照片成绝唱

　　西安碑林博物馆副研究员陈根远指出，在早期所有对敦煌石窟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里，王子云是惟一一位接受过中国和西方高等美术教育的雕塑家、油画家。1984年，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在西安讲学时高度赞扬：“中国第一位对敦煌石窟艺术进行全面科学考察、艺术研究的是王子云先生，第一位撰写敦煌科学理论文章的是其夫人何正璜。”

　　考察团还发现和保护了大量艺术文物。1942年秋，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等人在西安城内大湘子庙街考察时，发现久置于此、无人问津的唐韦顼夫妇墓葬出土之细阴线刻石棺椁构件共12块，各石皆“线纹细而流利，真像中国绘画线描中‘游丝描’那样精美”。这被誉为上世纪40年代陕西艺术文物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据统计，王子云、卢善群、雷震、邹道龙、何正璜等考察团成员共临摹敦煌壁画及速写、写生近200幅，拍摄莫高窟壁画的照片计有120多张，多为北魏、隋唐时期的壁画精品。何正璜撰写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被誉为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对于敦煌石窟的研究、保护，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广东美术馆此次保存的拓片大多出自李朝杰之手。李朝杰是西安拓碑技术最精良者，在考察团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当时，大型石雕和青铜器之类，很少有人拓印。随着文物研究渐渐深入，器物拓片因为技术难度高而渐成宝贵品。当年李朝杰拓印了大量的帝陵石碑、石像等拓片。

　　“他们的一些技术手法至今让人叹服”，这是专家们的一致观点。

　　在陕西兴平县考察时，王子云首先发现了霍去病墓前石雕的巨大艺术价值，并且拓印这些圆雕制成精美拓片。考察团当年发现的文物，很多已经成为绝唱。由考察团同人所发现的扶风法门寺唐佛教造像碑首、关中汉墓出土的二釉陶犬等物都早已湮没无迹。而考察团当年考察和记载，号称“西北地区木建桥梁之冠”的兰州渥桥后来因为修建公路而拆毁，荣膺“甘南佛寺之冠”的拉卜楞寺的部分建筑在一场火灾中泯灭，敦煌壁画中许多珍贵题记也已经荡然无存。

　　5年的时光，考察团留下了两千余件文物拓片、千余件临摹写生图、千余张文物照片、近千套椎拓拓本。随着时光的流逝，更将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瑰宝。

　　王子云对唐陵石马做椎拓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主要成员合影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