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与民关系的制度基础

　　【内容提要】无论是官员还是公民，都需要履行自己对于公共事业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对于公民来说，表现为公民精神，而对于官员来说，则表现为孔子所说的德政的思想。

　　中国古典著作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即使在现代社会里，许多青年人虽然没有专门学过《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著作，但是对于其中的许多段落都是非常熟悉的，比如“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时习之

　　实行德政的思想，使得历代中国政府都非常重视官员的修身养性，并且认为如果民间有人修身非常成功，是十足有德的人，比如说是有名的孝子，那么也可以为官。德政的理想，未必能够在实际上真正实现，因为德政思想并不一定能够化解政治领域的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中国古代实际的政治生活往往是王道之外辅之以霸道，而当王道不怎么起作用的时候，就开始实施霸道为主、王道为辅的政治策略。王道与霸道反反覆覆，虚虚实实，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特有的奇观，也可以说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所有成就和所有败笔。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要建设可持续的政治文明，宪政法治，是弥补德政不稳定、王道与霸道常常反复不定的良方。

　　在儒家思想中，最有争议的恐怕是《论语.泰伯第八》中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该格言往往句逗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就是说老百姓可以使唤他们，但不能让他们知道是为什么，老百姓连知情权都没有，自然更不能让他们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了。从公共选择的逻辑角度来看，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政府举办的大多是公益事业，公益事业的举办，具有公益物品的特征，它对于所有的人都有好处，不能排除任何人，即使有人不出力，他在事后也能够享受到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老百姓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自由决定，知道能够通过搭便车、不出力就可以享受公益物品，那么任何公共事业都不可能举办。在这种情况下，具有高度道德修养的、大智大慧的官员替老百姓思考、决策，并指挥老百姓来举办公共事业，就可以克服搭便车的问题。据此，公共选择的逻辑结论就是，公共事业的举办，需要有强有力的政治权力，需要有无限权力的“利维坦”，否则大家都会搭便车，走向“公地悲剧”。在《论语》的时代，人们还没有发达的社会科学研究来系统地表达公益物品只能由中央集权的政府来供给的系统理论，但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确反映了现代公共选择的逻辑结论，虽然其推理过程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当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果是这样解释的，那么它即使符合现代公共选择的逻辑，它实际上也是在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实际上，现代公共选择的几个著名的模型，“囚犯的难题”、“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其结论都是人们不可能自觉自愿地摆脱困境，而只能通过强有力的外在力量，才能使人们摆脱困境。现代公共选择的模型其逻辑力量是不可比拟的，但是其结论却未必可靠。如果事实的确如此，人类何以能够实现民主？人们何以实现自由？何以能够自主治理？

　　对于公共选择模型的政策结论，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的和模型的研究，比如奥斯特罗姆夫妇的研究，就表明人类自主治理是可能成功治理公共问题的。不过，即使自主治理是可能的，人类是可以有资格实现自由和民主的，但是也不能否定公共选择模型有其一定的道理，在一些情况下，它也是人类公共生活的现实。不过，即使“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逻辑上和实践上是有一定道理的，有正义感的人还是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从孔子的整体思想来看，这一思想与孔子的小人与君子有区别的思想是一致的。如果君子是当政者，孔子也的确往往把君子看作是掌权的人，而小人就不是当政者，也就是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是合乎逻辑的。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它与孔子的德政思想是相矛盾的。于是有人认为，孔子的这一句话是就具体情况来说的，不是一般的理论，而是当时教育非常稀缺、民智未开之时，为了举办公益事业临时采取的一些办法。更有人对此句进行了重新句逗，说成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解释起来就是“老百姓是可以驱使的，但是却不可以让他们放任自流，要让他们懂得道理才行”。最近新的考古发掘材料则表明，此句应该句逗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解释则是“对于民众，应该用（德）引导他们，不应该用（德）强制他们”，这一新的解释，自然符合孔子的德政思想了。

　　孔子时代大约在距今2500年左右。由于焚书坑儒以及战乱的原因，先秦经典不仅简单，而且缺乏其历史背景资料，而由于时间的流失，当今常用的文字与当时又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不是专家，几乎难以读懂这些经典，即使读懂了，也难以清楚地了解其可能的歧义。对于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来说，清楚地了解孔子本身的原意，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现代政治实践来说，我们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从孔子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里发掘多少值得我们借鉴的知识资源。对于现实的实践来说，《论语.泰伯第八》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有多少种歧义，是不重要的，孔子本身是否具有愚民思想，或者为什么他的思想如此有矛盾，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此句所表达的思想中，是什么思想是自孔子以来人们所理解的思想，这一思想在实践上发生了什么影响，对于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有什么作用，是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对于我们建设新的政治文明有什么启发意义，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在已经跨入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明要持续发展，不仅需要经济文明的发展，而且还需要文化文明、政治文明的发展，在这一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如何来构建新的政治文明所需要的新的矜悯关系呢？它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基础呢？这才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