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续手段

　　大林跟王五说：“有一个问题我弄不明白：中国人痛恨腐败，骂贪官的人到处都有，可是贪官依然很多。为什么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现象却总是不绝迹呢？”

　　王五说：“对待腐败和官僚作风，如果只知道骂，骂过之后再没有后续手段了，那也不行。骂腐败和官僚作风是一个层次，有效地打击腐败和官僚作风又是一个层次，二者要配套才行。”

　　大林说：“有道理。”

　　王五说：“骂过之后有没有后续手段，这可是问题的关键。蒋介石也痛骂过腐败和官僚作风，可是他的后续手段不行，所以还是白搭。”

　　大林说：“蒋介石骂过腐败和官僚？还有这等事？”

　　王五说：“有呀。早在1928年国民党政府刚实现形式上的统一的时候，蒋介石就说‘(国民党)党员们不再为主义和群众奋斗了’，他们只知道争权夺利，‘堕落了’。到了1932年，他又痛骂官僚作风，说‘什么事情一到政府机关就衙门化了——任凭什么改革计划都是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毫无效率地处理的。’”

　　“他不是看得也挺明白吗？”大林说。

　　王五说：“他说得倒挺好，可一落实到治理的层面上就不行了。有人做过统计，从1931年到1937年，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办理贪污案若干，其中涉及69500名官员。结果，监察院提出检查的只有1800人。更糟糕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决定权，这1800名贪官，被法院查明有罪的只有268人，而这268人又有214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41人受到轻微处罚，只有13人被免职。这样的处罚力度怎么能遏制腐败？又怎么能治理得了官僚作风？”

　　大林说：“看来，治理腐败光靠痛骂是不够的，还得‘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