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素”与中美战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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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2年10月斯蒂芬·罗奇(Stephen S.Roach)发表了颇有影响的《中国因素》(The China Factor)报告以来，“中国因素”这个词汇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今年以来中美之间举行的两次战略对话，则是“中国因素”的最重要反应。

　　“中国因素”的两重性

　　早在20世纪后半叶，“中国因素”就已经悄然走进世界许多战略家的视野，美国总统尼克松早就把中国看作决定世界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外部世界真正感受到“中国因素”的存在，也不过是最近10多年的事情。当中国的商品摆满了世界各国都市乡邑的货架，当中国旅游者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西方国家时，“中国因素”遂成了一个实质性的话题。

　　与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相比，外界对“中国因素”的反应有一个不短的时滞，也有不同的地域差别。这就带来了这个因素的两重性。单从字面理解，这个词是无所谓褒贬的，但每个人使用这个词时却有着自己的主观判断蕴涵其中。

　　对“中国因素”两重性的判断，表现为正面与负面判断并存。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世界经济的增量，但也有人认为它是别国经济的减量；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给各国带来了利益、机遇和活力，也有认为给它世界带来了问题、挑战和威胁。两重性的判断必然会导致两重性的反应。有的国家希望与中国共谋发展；也有的国家希望牵制、甚至遏制中国。

　　其实，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因素”的感受也是两重的。对中国经济融入世界，有些人感到从容自信，也有人感到忐忑不安。总之，“中国因素”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中国自身。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迈出步伐

　　“中国因素”对世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结构性的，美国最近几年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过去美国对华政策重点关注军事、人权、台湾等问题，但现在的美国官员希望和中国探讨的问题包括能源、环保甚至人民币汇率问题。

　　过去，美国把中国锁定在亚太区域，而今天，美国和欧洲进行战略对话的时候也要谈到中国，在解决中东问题和非洲问题时需要中国的合作。

　　“中国因素”近10多年一直冲击着美国政坛和政治家的神经，美国人也用了10多年时间来重新定位对华战略。直到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举行战略对话，美国比较明确的反应才浮出了水面。

　　过去十几年，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接触、遏制之间徘徊，所谓的“战略模糊”不过是接触加遏制的代名词或战略未定的托词。从今年8月1日中美第一次战略对话结束后佐利克的谈话、今年9月21日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演讲，到12月8日中美第二次战略对话结束后佐利克的表态看，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已经明显地落脚在合作加制约上。

　　通过第一次战略对话，美国最终确立了合作加制约的对华战略，佐利克自己都摆明了希望外界要理解他9月21日演讲的暗示。而从第二次战略对话透露的信息看，美国已经把注意力转移到战略的具体实施层面。

　　从接触加遏制，到合作加制约，表明美国对中国发展看好。克林顿时代，美国希望通过接触促使中国融入世界，今天美国确认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展开全方位合作。克林顿时代，美国还想着利用各种手段遏制中国，而今天，美国只希望用各种机制约束中国。与遏制想比，“制约”让人联想到柔软的身段，与软力量相对应。

　　决定“中国因素”的三个问题

　　佐利克在谈到对华政策的时候仍然显得没有足够的底气，因为他觉得“中国因素”至今仍然是一个变量，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他也谈到了影响“中国因素”未来走势的几个问题，这里就埋下了美国对华战略未来会有微调甚至重新调整的伏笔。

　　诚然，“中国因素”对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仍然难有定论。但如果把影响这个变量的几个问题理清楚，或许就能拨开一点迷雾。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自身的走向。

　　第二个问题是外界对“中国因素”的反应。敌人往往是自己塑造和培养起来的。90年代美国人就说过，如果你把中国当作敌人，它就会成为你的敌人。诚然，目前外界对“中国因素”的反应依然具有两重性。但如果对“中国因素”抱持越来越宽容和接纳的态度，那或许有利于“中国因素”继续沿着建设性的轨道发展。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说明美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如何运用自身的力量。这是佐利克，也包括大多数思考“中国因素”的人最关心的问题。在他们看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中国的力量源泉越来越多元化，而中国运用自身力量的方式将决定“中国因素”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

　　(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作者：韦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