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合理论与实践鸿沟的制度基础

　　作为一个读书人，对于理论知识老是有一种矛盾的感觉：一方面，觉得理论知识是非常有用的，其事实基础是：搞教学和研究必须读一大堆文献，否则就没法教书，也没法有学问，成不了学者；拿文凭也必须阅读一大堆理论文献，取得足够的学分，然后才是合格的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毕业后在社会里才有一个比较好的起点。另一方面，又觉得知识似乎没有多大用处，这种感觉也有事实的基础：自己读了一大堆书，做了不少学问，绝大部分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直接的帮助，如果碰到了现实问题，自己所掌握的理论，也难以用

　　理论与实践存在着鸿沟，理论无法应用于实践，这不仅仅是感觉，也是现行教育实践不得不面临的现实，在实践性的教育和培训中，人们就越来越放弃理论性很强的课程。比如，在行政管理学的培训项目设计中，人们越来越不依赖大学里十分流行的理论课程，转而依赖大量的案例分析，其原因无非是现有的理论不实用，或者这些理论离实际太远。而依然以理论为主进行系统学习的大学正规学位课程所培养的学生，到了实际岗位之后，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职业学习。

　　这一切都说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许多大学者对此都有清醒的认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在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中就曾说到经济学家越来越远离现实。美国政治学家、行政学家、公共选择创始人之一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最近与笔者讨论时也经常说到，理论所包含的概念太抽象、太概括，无法包容如此复杂的现实，学者有必要针对复杂的事实，开发复杂的理论。他们提倡，要更多地从问题出发，从实际出发来探讨问题，在此基础上来开发理论，让理论框架更加符合实际情况，能够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适当的政策方案。一句话，学术研究必须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为什么理论与实践会出现鸿沟呢？哈耶克对于时空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区分，有助于人们理解这一问题。哈耶克认为，人类所运用的许多知识都是与具体的时间与地点相关的知识，是难以书本化的；能够书本化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时间与空间的知识，是人们所说的科学的知识，这种知识只是人类所运用的知识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鸿沟，关键在于理论难以概括时空知识，而实践却不仅需要理论，更需要的是与具体时间与地点相关的知识。除此之外，人们还可以从其他各个角度来理解这一鸿沟：在科学知识中，把纯学术的知识与政策研究的知识区分开，有助于理解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把客观的、表里如一的学术性对策方案研究与政治实践领域政策辩论相区分，也有助于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从社会等级角度来看，现实的社会都是有等级的，这种等级总是根据某种标准来划分的，如身份、金钱，甚至知识等。过去，人们可以通过界定身份或者根据金钱的多少来划分社会等级，现代社会里，身份和金钱也是社会分层的基础，但在相当程度上，社会分层已经为学位高低所决定了。在这种情况下，高学位的人为了维持自己对于高等级的垄断控制，往往夸大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人为把科学知识的地位提高到高于时空知识，并用权力支持这一差异，在社会学中，人们把它称之为“学位社会”或者“文凭社会”。当然，从制度分析学者的观点来看，理论与实践之间所存在的鸿沟，是由理论领域和实践领域的特定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

　　制度分析学者往往从后果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存在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理论与实践鸿沟的出现，使得拥有特定理论的人很难理解复杂的实践，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运用现有的理论来分析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并利用理论知识，来解决实践所面临的问题，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并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弥补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无论对实践者，理论研究者，或者对策研究者，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人类要发展，必须尽力弥补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问题。

　　在实际上，针对这一挑战，人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许多从事实地研究的学者，开始尝试各种各样非文献的研究方法和培训方法。典型的非文献式的培训方法就是前文所提到的案例分析的方法。典型的非文献式的研究方法就是实地经验分析方法。比如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进行的用“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尝试，就是其中典型的实践。他收集农村实践者的口述资料，并以此为依据，来分析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种研究方式的巨大价值在于，它在现有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提供了许多文献所无法提供的资料，在这些事实资料基础上，我们可以更正现有文献所依据的事实，也可以更正现有文献的基本价值、逻辑，甚至基本的观点。

　　当然，在人的世界里，纯粹的事实是不存在的。人所知道的事实，都是人所能够知道的事实，而任何人，包括没有学位的人，他们所了解的事实，也是通过他们的理论和价值加以组织的事实。他们所用的词汇、所用的语言，可能不同于学术世界中的词汇和语言，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所反映的事实就是纯粹的事实，而学术界所运用的词汇一语言是不反映事实的纯粹的理论观念。学术界所流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框架，可能与农村实践者所理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框架不相符合，但并不意味着后者就是真理，而前者就是问题。实际上，后者很可能本身就是问题。

　　比如说，孙立平教授深入农村，实地收集了三个口述案例：第一个案例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农民上访事件的过程的陈述，说明了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是复杂的，社会也是复杂的，没有截然的两分界限。孙立平的结论是，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方面，学者的框架无法容纳农民本身的问题。国家内的部分结构并不一定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农民问题成为国家的问题，是在特定的结构中成为国家问题的。这一微观层次的案例，的确说明宏观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二分法是不够的，至少在微观领域里是不够的；学者的国家与社会问题，与现实的农民的在现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现实框架中的问题，也不是一样的。第二个案例是政府向农民收粮，大家一般以为，肯定是先收一般的，然后收钉子户的，但实际的做法是政府先收钉子户而不是先收容易收的。在向一个老者收粮时，先遇到了困难，但是当政府官员说“你就把我们当成要饭的”，老者二话不说就交了粮食。第三个案例说一个下放锻炼的官员想办法买来进口种子，逼着农民致富，并且非常成功。孙立平教授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事件的表述，来分析共产主义理论的实践形态，以及与其理论形态的差异。他的结论是，实践形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逻辑与理论所体现的逻辑有很大的差异。对于现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启发价值就是，国家与社会很难两分，这两者实际上是一个过程。

　　孙立平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使人们更加认识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但是，就如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的评论所说的，这三个案例所反映的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本身就是成问题的，这些案例表明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在农村已经紧张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笔者看了孙立平教授在天则经济研究所所做的学术讲座的记录稿后也认为，这三个案例的价值就在于揭示了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存在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如此？如何才能够解决？这需要学者用自己的价值、自己的逻辑框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短期对策和长期政策方案。在这里，学者的优势就在于有自己的独特的价值、独特的逻辑框架，以及据此产生的各种各样可选择也可实践的政策方案。在这些问题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根据自己的利益、现有的信息和知识，选择自己的方案，但学者可以站在公共立场上，站在整体发展上，提出比较有利于整体发展的方案。这可能是学者的优势所在。当然，学者的价值观、逻辑方法，可能是各不相同的，从长期来看，每一个学者都应该尝试每一种方法、逻辑，但是每一个学者的精力是有限的，其生命也是有限的，一般来说，一个学者只能尝试一种价值观、一种逻辑方法，否则就很难有优势。比如，偏好古典自由主义价值、偏好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逻辑的人，对这些问题可能有一些适当的政策建议和制度变革建议；偏好新自由主义、国家主义价值以及专家治国论逻辑的人，对于这些问题也可能有其适当的政策建议和制度变革建议。偏好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学者与偏好方法论集体主义的学者，其价值和逻辑都不一样，其政策建议也会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个学者所依据的价值或者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来看，其关系也可能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唯一的：理论不符合实践，可能意味着理论是错误的，但也并不意味着实践是正确的，实际上许多实践本身就是错误的，或者本身就是问题，需要理论去分析，去解决实践所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