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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理论与实践鸿沟的制度基础(2)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12月14日14:37 人民网

  孙立平教授的口述史的方法,与文献史一样,也是有关现实的一个侧面,也有一定的缺陷,但它是文献史的补充,在口述史文献整理十分稀缺的情况下,有利于人们对于实际的形态有一个更加充分、真实的了解。越是稀缺的东西,越是可贵。因此,这一努力应该说是十分可贵的。当然,口述史的研究,也并不一定就会因此而替代文献史的研究。实际上,文献史本身也是在一定的口述的基础上做成的,只要文献史的形成过程是开放式的,而不是封闭式的,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也会是真实的。在美国,各方面文献保存得都非常好,尤其法庭

辩论记录、个人档案的保存,这些文献在相当程度上比后人的口述更要真实可靠。因为口述毕竟是口述,受到记忆的极大的局限。如果没有大量的文献档案,任何人的回忆录都可以说是不可靠的。当然,在中国社会中,尤其是农村社会里,文献档案很少、不完整,文献史所包含的内容形成环境比较差而真实性难辨,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口述史就很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可靠的,因而口述史的整理和研究,也是非常可贵的。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过分夸大口述史研究的价值。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像理论问题或者实践问题一样,本身就是复杂的。简单地说,理论缺乏实践的基础,或者说实践缺乏理论的基础,并因此而责怪理论研究者不联系实际,或者说实践者缺乏联系理论,都是成立的,但这并不能说明理论与实践的“鸿沟”就不是正常的。实际上,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运作者的确存在着分工,而只要有分工,两者之间的联系都会是一个过程。由于两者本身已经成为两个不同领域,在这两个不同的领域中,人们的生存规则、激励规则、选择的空间、寻找发展的途径,并因此而需要的投资和回报,都有相当大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殊。理论研究者越来越脱离还是越来越接近实践的倾向,是由学术领域的规则决定的;实践领域越来越脱离或者越来越接近理论的倾向,也是实践领域的规则决定的。而两者之间关系是紧密,还是松散,则是由双方的规则所规定的。这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说清楚的,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甚至是口述史的研究。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简单地责怪理论不联系实际,或者实际不联系理论,简单地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实际多联系理论,都不可能实质性地改变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封闭关系。在制度分析传统来看,理论与实践鸿沟的弥合,关键还在于要给理论以一个开放的学术研究空间,也给予实践以一个开放的寻求理论支持的空间。如果在学术研究领域里,人们无选择的自由,只能按照某种唯一正确的价值或者唯一正确的逻辑来进行学术研究,那么学术领域只能越来越脱离实践,给实践提供的知识选择也只会越来越少;与此相同,如果在实践领域里,人们无选择的自由,只能按照某种唯一正确的价值或者唯一正确的逻辑来指导实践,而实践的本性是要解决问题,其结果就会是所依据的理论或者价值,越来越与实际的政策选择越来越遥远。

  理论与实践越来越远,从权利的角度来说,理论与实践的分工或者鸿沟本身就是一种权利配置格局,它是由学者和实践者各自权利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特定的权利配置格局中,如果学者只能选择与实践不怎么相关的话题进行研究,只能选择与实际问题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那么学者就会越来越脱离实践。如果在特定的权利配置格局中,实践者没有积极性根据自己的需要投资于对策性的研究,没有积极性把新开发的政策方案付诸实践,而只能根据最高意志行事,那么实践也不会靠拢理论。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巨大鸿沟,不利于人类把理论知识资源运用于实践的发展,是不利的,这样的权利配置格局也有改善的必要。改善权利配置的制度安排,可能就是改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可能的出路。

  从契约论的角度来说,理论与实践存在鸿沟的格局,可能是特定的契约的结果。在这种契约中,如果各个方面的人都是自由决定的,选择的后果都是由自己承担的,那么之所以出现理论与实践隔阂这种对于公共利益不利的局面,原因可能有两种:第一,在开放的条件下,私人成本与收益不同于公共的成本与收益,沟通理论与实践存在着显著的积极外部效应,供给不足;第二,在不开放的条件下,契约是由有权力的人确定的,他们往往掌握某种与实践相脱节的理论,并用权力来推广这种理论,导致社会中具有权力优势的人,对于实践有过于简单化的认识,由此产生的政策也往往不利于解决实际的问题,而真正想解决问题的人,往往不得不抛弃现有的理论资源,越来越依赖于粗浅的经验知识,这就给投机或者策略行为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使契约者的外部经济行为内部化或者使契约者的外部不经济行为内部化,可能就是改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又一个可能的出路了。

  所以,为了弥补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除了学者个人和实践者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可以从确定权利和契约之制度安排的角度进行努力。其基本的思路大概就是:给理论研究以更为广阔的空间,给实践选择以更为广阔的空间,学术需要自由,实践也需要自由,让学术研究者和实践运作者在自己的成本与收益约束框架内进行自由选择,这样学术就会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就会繁荣发达,给实践提供的知识资源也将更加丰富,政策选择也更加多种多样,而不至于因为品种单一,而不符合复杂的实践需要;实践也能够得到多个方向的发展,其发展的风险也会比较小。对于国家或者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研究者选择什么,或者实践运作者选择什么,而是如何保证其充分的空间。当某种知识或者实验的性质具有较大程度的外部经济或者公益物品性质的时候,国家可以给予适当的财力的支持。当出现外部不经济问题的时候,国家也应该支持通过竞争而不是通过支持知识垄断,来削弱有权有势的人的权势,使他们不能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损害公共利益并牟取私人利益。只有这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才能真正得到充分地弥合。有了这样的开放性的制度安排,对于孙立平教授来说,其口述史研究工作的艰难程度也将会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的所有文献都将比较真实,如果文献不够,口述史也可以以文献史为基础,成为实证研究的重要研究资料。

  因此,本文的结论就是,理论与实践的确存在着鸿沟,这是一个问题,是不可欲的,需要弥补。要弥补这一鸿沟,简单地责怪学者不联系实践,或者责怪实践者不学习理论,都是于事无补的。要弥补理论与实践的鸿沟,重要的是找到出现鸿沟的制度原因,关键是需要尽可能地开拓弥合理论与实践鸿沟的制度空间。这就是我们制度分析学者的结论。

  (作者授权本网刊发,未经同意,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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