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院士的获利冲动不能仅靠提醒

　　□晓波

　　两年一次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日前结束。对每位新增选的院士，工程院都发出了信函，提出殷殷期盼：院士不是万事通，应避免参加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活动，特别是商业性广告和造势。

　　在学术生态系统尚不够健康的背景下，工程院特意以组织的名义，别出心裁地给新院士们发信提醒，用心良苦。但是，这样的提醒只能是在学术道德层面对科学家们作出明示，并不能真正阻止科技界一些沉疴的再度发作。

　　工程院强调，院士们不要去做商业性广告，但比较起来，商业广告应算是阳光下的获利方式了——毕竟还有那么多的观众睁大了眼睛在看着。如果某院士为一保健品代言，而日后人们发觉上当，有图像声音为证，院士的脸也无处搁。我认为，真正值得警惕的，还是一些无良的科学家在科技项目的评审、鉴定领域钻空子，获取不义之财。

　　类似的故事人们其实听过很多：一些被许多人怀疑，甚至被其他国家反复研究、确认是完全错误的研究项目，在一些官员和院士的推动下强行开展，结果是巨额投资白白浪费，却没有任何形式的责任追究。许多案例反复证明着一个常识：谈学术道德固然重要，但根本的还在于体制的约束。

　　院士弄虚作假，无非是为了利益。有学者曾经分析过，这种利益关系主要有两类：一是自然形成的利益关系，比如说血缘关系、师生关系；二是与企业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无论是为了哪种利益，院士都是凭借着自己带有光环的身份对项目的评审、鉴定过程施加影响，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往往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学术的旗帜。

　　近些年来，有关部门为了体制机制的完善，做了很多努力，成绩是显然的，但遗憾的是，在科技项目的评审体制方面，又始终难以到位。比如，过错的追责机制和项目的决策机制，总让人有种处于模糊状态的感觉。

　　院士是崇高学术地位的象征。我相信，中国的绝大多数院士是富有学术良心的，但制度的设计却必须把人想成恶人———这样的出发点，正是为了堵住一些漏洞。在许多的案例中，院士们的权利与义务并不清晰。即便一个项目最终被确认为是错误的，即便某院士故意以错误的数据来惑众，人们也几乎没有听说过谁被追究责任了。一些监督的规定只停留在纸面上。当然，这其中既有制度不完善的一面，也有制度无力被执行的原因。

　　项目的决策机制则是一个更核心的命题。如果决策足够科学、透明，那么即使跑项目的现象再严重，在决策的最后一关还可以拦截下来，避免许多的损失。需要进一步提出的是，科技资源的分配方式确实到了需要改革的时候，资源的分配权过于集中在某些部门，在事实上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发生。拿自己开刀总是很难的事情，但如果相关部门能在这个层面做出变革，那么比之工程院的几声提醒，效果无疑会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