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首长问责进入有法时代

　　 本网11月28日报道，成都市出台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开始正式施行，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广大法律专家、学者和公众的关注。记者连日来采访了办法的起草部门、社会公众和相关法律界人士

　　方圆观察

　　程兼发 胡强 本网记者 张晓东

　　“舒心”日子将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中消失

　　“做与不做一个样，做得好与不好也是一样地过‘舒心’日子，应当要从官员们的仕途经历中消失了。《成都市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下称“办法”）主要是对行政首长的履职过错追究行政责任，并拓展到了政府责任和道义责任。”办法的起草者之一成都市纪委法规室副主任杜伟告诉记者。

　　据介绍，办法具体列举了执行不力、决策失当、效能低下、违法行政、滥用职权、监管不力等方面共计22种应当问责的情形和进行的告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或公开道歉、通报批评、扣发奖金、调整工作岗位或建议调整工作岗位、免职或建议免职等6种可单独或合并采用的问责方式，基本涵盖了比较典型的行政首长的主要履职行为。根据该办法规定，成都市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及区(市)县政府的行政首长(含主持工作的副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市政府要对其进行问责。

　　公众对问责制的热情和期待正日益高涨

　　对此，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向朝阳认为，从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到中石油老总马富才、吉林市市长刚占标的引咎辞职，再到最近的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的离职，问责虽未成其为制度，但一直在处理各种事故中实践着，而且问责的制度效益早已得到充分的表现，公众对问责制的热情和期待亦是日益高涨，责任政府的理念已付诸实践。但“官员问责”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有问责之事，无问责之法。成都市出台的官员问责办法实际上是将问责上升为制度层面上的强制规定，是在问责制度方面一次突破性的探索，因此有着广泛的借鉴意义，对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也有着深远意义。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邓建明说，作为法定化的高官问责制度，成都市的做法第一次将问责制上升到法律层面，在问责法律制度创建方面作了一次有益的探索。但是完善这方面的法律规范还需要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形成一个制度体系。在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的履职情况和施政效果事实上是很难量化的，如果没有一个操作性很强的问责法律体系，问责制度将可能难以发挥出应有的制度效应。

　　比“内部处理”更具震慑作用

　　尽管成都市出台的办法还只是一个地方性法规，适用范围有限，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其可能带来的示范效应是值得期待的。行政首长问责制扩大了对政府高级公务员的追责范围，拓展了监督领域，它比“内部处理”更具震慑作用。

　　四方达律师事务所主任李世亮告诉记者，问责制是一个非常好的现代行政管理方式，自2003年非典时期两位政府高官因未能恪尽职责而去职以来，问责制度开始在中国发挥威力。成都市政府能够就行政“一把手”问责作出非常具体的、有操作性的规定，值得称道。一直以来，当我们的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最通常的做法就是追究责任的直接当事人，至于领导者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忽视的，这样的一种实际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对领导者失察或者决策失误的一种纵容，现在办法出台了，起码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能够更好地让领导者们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法学博士、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江敏认为，行政问责办法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体现的是民主的法律关系中必须贯彻职责对应、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要改变“行政不作为”，就要依法大大增强行政问责的力度，尤其是行政“一把手”的问责。连未能按时完成交办事项和工作任务，都纳入了问责之列，因为用的是法律手段，将有力地堵绝行政重弊。

　　“该办法在我国现有的法律监督的基础上，完善了纪律监督制度，使两种监督、两种追责形式互为补充，使行政首长问责走向法制化迈出重要的一步，并开辟了人民群众监督行政机关特别是行政首长的新渠道，值得为之鼓与呼。

　　公众叫好，“一把手”们感受到压力

　　接受采访的一些行政部门的“一把手”向记者表示，在这样的压力下，政府的工作责任制会得到更好的落实，也必将促使行政首长带头责任行政，并带动、教育和激励整个行政工作人员队伍增强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办法也颇受到市民的欢迎。成都市一家外资企业老总黄先生说：“启动问责程序简单易行，公民举报、舆论曝光、工作检查等以及司法机关、相关行政单位提出问责建议都可以。真正摆正了官员们的公仆位置。”

　　一些法律专家在对办法叫好的同时，也表现出了自己的担忧。一位资深律师向记者举例说，在办法列举被问责的情形中，“执行不力，效能低下，包括未及时完成上级交办事项等”要被问责。那么，什么才算效能低下、执行不力，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呢？标准由谁说了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