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人上电视不给遮脸艾滋病人从此受活罪

　　山西消息 山西闻喜县农民小卫和老纪因采血感染艾滋病病毒，去年底在北京佑安医院住院时见到胡锦涛，与总书记握了手。由于当晚电视新闻报道没有对他俩的脸做遮蔽处理，自此两家生活发生不小变化，两名艾滋病患者处境尴尬艰难。

　　一年来，跟踪拍摄他俩的“防艾”志愿者王天明目睹两个家庭发生的事情，写了情况反映，找了若干媒体，多次找相关部门，但无人理会。12月1日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

　　最高兴的是和总书记握手

　　去年11月，在短短时间内，小卫周围有3个艾滋病病友去世，他心里发毛，思想压力大，就给曾住过的北京佑安医院打电话，进行咨询。“医院说，正好要赶上12月1日，可能有些活动需要你们配合，你就过来吧。”小卫来到北京，老纪也在佑安医院住着。

　　住了一周，就赶上总书记到佑安医院。小卫记忆犹新：“那是去年11月30日下午3时40分，起先，医院没敢说是谁来，只告诉我们要见一个大的国家领导人。提前半小时，胡锦涛已经进医院，他们才告诉我和老纪要见谁。”

　　“我坐在床上，胡主席一进病房就向我伸出手，我看到他衣服上佩戴着红丝带。他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是山西的。吴仪副总理跟在后边，说，啊，也是山西的，也是卖血感染的吧？”

　　“胡主席的手挺热乎的。他还对我说：你们得这个病是不幸的，但党和政府都很关怀你们，社会各界也在关怀和支持你们，你们要有信心战胜疾病！”

　　时间很短暂，告别时，小卫掏出鞋垫，跟总书记说：我想送您一样小东西，是我爱人绣的鞋垫。“他将鞋垫拿到手里，仔细地端详，对我说非常感谢。我又赶紧掏出笔记本，请他签字留念，胡主席愉快地为我写下‘祝愿你早日恢复健康’。”

　　回到病房，心情仍不平静。一位当时采访的记者描述他俩“兴高采烈地沉浸在激动、幸福之中”。

　　没料到，晚上电视新闻一播，小卫和老纪家里就炸了锅。

　　先是小卫妻子来电话：“你还让不让我们活哩？”接着，老纪的老婆也打来电话，说16岁的儿子找不见，失踪了。

　　知道家里出事了，别的病人说：“两个傻×，如果我们答应见面，哪里能轮到你俩？就是给我30万元，我们也不会见，上电视曝这个光。”

　　“我当时只是想，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而是全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胡主席代表的是党和国家。见了面、握了手，会起好的作用，老百姓会觉得，看，国家主席都不害怕艾滋病病人，咱更不用怕了。

　　“咱还想，能跟胡锦涛握手，跟国家元首见面，就是死了也不冤枉。但没考虑到家人，尤其没想到给小孩带来那么大的伤害。”

　　最受不了是家人受歧视

　　老纪和小卫以前也上过电视，但他们不知道这次曝光，跟以往比是天地之别。

　　“太厉害了！《新闻联播》都还是小问题，主要是那个‘新闻频道’，每小时滚动一次，到点就出来，铺天盖地。如果这个人七点看到了，他马上告诉另一个人，八点钟再看。现在都有手机、电话，一个传一个，越传越广，看到的人太多了，影响面太大。我想不光是县上，连市上、省上的领导也知道了吧。”

　　上电视的结果是：老纪和小卫的艾滋病感染者身份被彻底确认。以前，跟他们接触的人只是隐隐约约地猜测而已。

　　但老纪和小卫还没把事情想得太坏。见过总书记，在回山西的火车上，小卫还信誓旦旦，说回去要好好配合政府，为防艾宣传做哪些工作。

　　小卫一回家，妻子不准他进门，边哭边骂：你别进这个家，别影响一家人的生活，要不是你这样，我们怎么会让别人看不起？小卫回来后，她七八天没敢出门，说邻居像躲瘟疫一样躲她和孩子。小卫家一直在县城边租房住，房租便宜，租了6年。知道小卫的身份后，村干部找到房东：你让他家赶紧搬走，别把咱村人传染了。房东一再撵他们搬家，“大冬天的，现在怎么办？”妻子发愁地叫道。

　　到家第二天，小卫被有关部门喊去，他还以为是什么好事，结果被领导训斥了一顿：“谁让你把记者带回来了，你以为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吗？”小卫泄了气，回家躺到床上不起。

　　1993年，小卫被单采血桨，两次抽了他2000CC，回输不到400CC，挣了80元钱，结果染上了艾滋病毒。

　　“我自认倒霉，我也允许别人歧视我，这也是人们的一种自我保护。但我最受不了的是对我家人的歧视。他们不是艾滋病人，他们现在都好好的。”

　　“你妻子不是？”我打断他问。

　　小卫一听急了：“干嘛我妻子就是？这是人们的误区，认为艾滋病很容易传染，所以觉得非常可怕。我是1997年查出感染的，真正感染的时间还要早。1998年，我们有8个感染者一块去地坛医院治疗，8个人都是夫妻一方感染，而另一方并没有感染。我和妻子孩子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现在仍然是健康的。”

　　他说自己和从前一样，只是身上多了一种病毒。“我吃剩的饭，我老婆也吃。要是我有破伤，比如手划破，出血了，我会注意，让他们别碰。其他跟以前生活基本上一样。”

　　我对小卫说，既然老婆赶你就走，你走呗！

　　他叹了一口气，道：“我现在就是走，也给家人带来麻烦。我还是小孩的爸爸，还是人家的丈夫，别人还是不会跟他们交往，照样歧视他们。如果我能给他们创造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我可以走。她说的也是气话，被逼无奈。以前的朋友都不找她，她又不敢跟人接触，生活圈子小了，而且还影响到她兄弟姐妹的生活。”

　　他家被房东赶走后，小卫找同学帮忙租房子。不告诉房东吧，将来人家知道了又要撵他们走；告诉吧，又没人敢租。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房子，一年的房租比原先贵了几千元。

　　最大感觉生活像做贼一样

　　以前，小卫的妻子一直支持他做“防艾”工作，现在抱怨多，俩人争吵多。女儿中考，小卫在外头忙没管，孩子没考上，妻子就埋怨小卫。今年女儿找工作要面试，正好有电视台来拍关于艾滋病人的片子，让小卫帮忙找下病人。女儿面试时小卫没去成，结果没通过，妻子发来短信：“小卫，你死在外头，再也不要回来！”

　　因为压力大，小卫身体出问题。今年7月份来北京开会，一下车人突然不能讲话，到医院一查是脑梗塞。家人受到歧视，租不到房子，小卫去找过当地领导，看能不能帮他找找房子，房租自己出。“他们怎么讲，你干脆住我办公室好了。我感觉他们是这么想的，你上电视，又不是我们安排的，干嘛现在出事情要找地方政府管？”

　　后半辈子，总不能让家人躲着藏着过日子。小卫决定在县城买房，他这样考虑：假如我有了自己的房子，一家人就不用提心吊胆，可以堂堂正正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是知道我家情况，别人没权利赶走。“我现在最主要的责任是给家人一个属于自己的住处，给他们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中国青年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