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是制度病

　　哈医大二院的天价医药费堪称“中国之最”：病患者在哈尔滨某医院住院67天，住院费用139.7万元，平均每天2万多元。而病人家属又在医生建议下，自己花钱买了400多万元的药品交给医院，作为抢救急用，合计耗资达550万元。

　　无独有偶，央视的《东方时空》日前也播出了《天价药费不是个案》，患者诸少侠因心脏衰竭在深圳人民医院住院119天后病故，医疗费用92万元，再加上医院推荐家属自费购

　　大众对众多医疗负面新闻引发的沉积怨气和怀疑也因“天价事件”得以爆发，人们长久以来对医院的运行和监管体系的不满也仿佛找到了最为鲜活的例证。

　　医改这个敏感的话题再一次成为公众的焦点，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的关志强教授说：“‘看病难，看病贵’是制度病。”他说：“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以至于有60％以上的医疗卫生总费用来自百姓个人，在城镇有44％以上的人没有任何制度性医疗保障，在农村这个比例高达80％。疾病支出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个人收入增长速度，百姓1年的收入难以支付1次住院费用。一旦疾病风险降临，很多家庭会因此陷入贫困。

　　中国13个人中，就有1人处于赤贫，其中有1／4至1／3直接跟疾病有关。这种状况的持续，严重影响消费内需的拉动，对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将形成巨大威胁。”

　　60%%医疗卫生来自个人

　　“中国‘看病难，看病贵’是制度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的关志强教授12月12日在北京“2005中国医疗机构改革·首届医院品牌与发展论坛”上分析说，在微观层面，没有及时建立起有利于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筹资机制，医院生存环境恶化，百姓因此遭殃；在宏观层面，没有有效保证财富分配的公平性，很多人没能分享改革成果，面对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而生计艰难。

　　他认为，“其深层原因是中国各级政府的功能正在重新定位之中，政府在公共事业发展和监管方面的主导作用严重缺位、错位、越位，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发展公共事业方面的事权、财权划分严重不清。”

　　中国的现实是经济高速发展，财政收入大幅度增长，但各级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增长缓慢。关志强教授说，“由于缺乏制度保障，以至于有60％以上的医疗卫生总费用来自百姓个人，在城镇有44％以上的人没有任何制度性医疗保障，在农村这个比例高达80％。疾病支出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个人收入增长速度，百姓1年的收入难以支付1次住院费用。一旦疾病风险降临，很多家庭会因此陷入贫困。中国13个人中，就有1人处于赤贫，其中有1／4至1／3直接跟疾病有关。这种状况的持续，严重影响消费内需的拉动，对中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也将形成巨大威胁。”

　　关志强说，加快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长效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很少的公共投入在很短的时间内，大规模发展和提高了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能力，对此不应妄自菲薄。

　　他表示，医疗保障制度的完善将从根本上改善医院改革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随着百姓收入增加，会有更多人通过保险方式获得医疗保障。第三方支付力量的提高，将彻底改变医院改革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当前重点，是使个人无法抵御的大病风险通过制度安排获得有效控制。

　　医疗机构布局不合理

　　同一天，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王东生在“2005中国医疗机构改革·首届医院品牌与发展论坛”上也谈及了卫生事业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加大政府投入，公共卫生资源向农村、城市基层倾斜；构建城市医院、社区卫生机构分工明确并双向转诊的医疗服务体系。

　　他分析，当前我国医疗卫生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医疗机构总量相对较少，但主要是布局不合理；医疗机构以公立为主，竞争格局尚未形成；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投资机制尚未建立。这是形成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原因之一。

　　他说，建立医疗卫生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方式多样化、项目建设市场化的新机制，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医疗领域，不但可增加医疗资源供给，更重要的是加快医疗领域竞争机制的建立，有利于打破公立医疗机构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

　　据悉，国务院2004年下发投资体制改革决定，已明确医疗卫生领域是公共产品，属政府投资范围；同时鼓励社会资金兴办医疗机构，除对投资超过50亿元的医疗城建设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核准外，其他项目均由地方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他指出，为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就要调整公立医疗机构投入政策。公立非营利医疗机构是保证群众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需求的主体，应由政府承担责任，同时实行医疗机构的收入上缴，其建设发展及运行费用由政府核定拨付，并实行严格的价格管理。

　　医疗机构过度市场化需纠编

　　王东生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的改革，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是“两个分开”，即营利性医疗机构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分开、医药分开。据调查，目前绝大多数医疗机构药品加价在30％至40％之间，远远超过国家规定15％的水平。

　　微观层面改革，一是建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政府办的、社会非营利医疗机构除应具有法人地位外，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执行人负责制，并建立监管机构，形成监管机构、理事会和执行人相互之间有效制衡。营利性医疗机构除具有医院的各项管理制度外，实行董事会制度。二是健全医院内部各项管理制度。三是改革人事、分配制度。坚决废止各科室独立核算、承包，医疗收入与医务人员收入挂钩的做法。“尽管卫生部对此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几乎100％的医疗机构仍在实行这样的办法，从而导致乱收费、重复收费、大处方、重复检查等等问题泛滥。哈医大二附院在卫生部开展医院管理年中出现这样的问题，绝非偶然。”

　　他强调，“对医疗机构过度商业化、市场化的行为必须纠偏，对不法行为必须予以惩处。鉴于目前情况，控制医药费用过快增长的根本性措施是实行医院收入全部上缴，收支两条线管理。”

　　王东生表示，“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规范的诊疗制度，导致患者就医的盲目需求和过度需求。本应承担常见病和预防保健任务的一、二级医疗机构和社区医疗机构冷冷清清，而大医院却人满为患，导致不断扩大规模、争相重复购进大型医疗设备，不断推动医疗费用上涨，形成恶性循环。解决这些问题，要按照医院承担大病和疑难病症治疗，社区医疗机构承担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治疗以及预防保健和健康教育的职能分工，建立起城市医院和社区医疗机构职责分工明确、首诊到社区、相互转诊的新型诊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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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年医改摇摇摆摆

　　1984年8月，卫生部起草了《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其中提出，“必须进行改革，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把卫生工作搞好。”在这一政策下，1985年成为医改的启动年，但当时的大背景是百废待兴，医疗卫生还不能放在首要位置来考虑，当时的改革只是“给政策不给钱”。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医院出现了“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新动向，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2000年2月，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也奏响了医疗卫生领域产权改革的号角。

　　此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直是政府工作，还没受到公众关注。

　　医改话题暴露在公众视线是在2005年的6月20日，当天的《中国青年报》引用《医院报》5月份的报道，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市场化非医改方向”的观点传递出来，引发了本年度的医改话题：“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靠政府，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7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务院研究机构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一句“基本不成功”也就基本否定了我国20年来医改的艰辛历程。国务院的研究报告认为，医改困局的形成，是将近20年来医疗服务逐渐市场化、商品化引起的，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和政府对卫生医疗事业的主导不足、拨款不足有关，所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期待变革”，“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摘自《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