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2003年环保——只有永远的利益（资料）

　　作为环保工作者，关注每天的环保动态并“择优录取”是工作早餐。2003年转瞬即逝，看看自己的“择优”，琳琅满目：有都江堰大坝动工、张家界天梯复活等世界遗产开发风波，有SARS引发的野生动物商业利用讨论，有严查违法排污、打击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等国家级执法活动，还有《环境影响评价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或修订或颁布，以及循环经济理念登上中央文件……这笔流水账看起来毫无关联，却给我留下一个突出的印象：没有永远的破坏，也没有永远的保护，只有永远的利益。

　　此话从何讲起呢？

　　中国的传统管理风格一般是急风骤雨的行动加上马后炮式的法规修订。之所以出台这么多法规、采取这么多紧急行动，实在是事到临头了。不说多个建设规划隐含着对环境的杀机（所以才有了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也不说排污费早就没法堵住污染黑洞（所以将超标才收费强化到排污就收费），就说大家熟悉的风景名胜区，这几年，泰山索道、水洗孔庙、张家界天梯、都江堰大坝，越出名、越出事，弄得真要评中国十大风景名胜，只要用GOOGLE搜搜它们的出事曝光率就基本能排定座次。这些事件的背后，总有本来清清楚楚却被人遮遮掩掩的利益，弄得要保护的专家和要开发的官员都同叹：发展的压力真大！

　　因为发展的压力大，所以保护就不是一件招人喜欢的事。新成立的湖北团风县2003年新撤销环保局，原因是要为企业创造一个“宽松、干净”的经营环境，“解决乱收费等不当干扰”。其实就我的工作经验而言，不用撤销，环保局能成多大的气候？中国的国家公理是有位才有为，屁股决定脑袋。环保局能管什么呢？省一级的环保部门对违法排污罚款的上限才10万元，而像河南莲花味精集团这样的企业如果要全天候达标排放的话，每天污水处理的成本就是这个数目，即便你环保局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表自居，企业也不必怕你，你能代表地方长官吗？你还能天天罚？何况许多城市今年还把那点可怜的执法权分离到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环保局更加力不从心了。正因为环保局动摇不了企业的经济地位，所以违法排污才在大张旗鼓的“一控双达标”行动后不到三年又蔚然成风，才引得中央部门联合执法，才引得国家环保总局的高官用“丧失民族和历史责任感”来抨击。

　　细细想来，这种“丧失”在所难免。先不说现行机制下企业从私利角度排污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环保局而言，最尴尬的不是只有几个人怕你听你，而是许多地方领导的发展方针也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动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的产业。那是些什么产业呢？多半是人家不要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因此地方上很容易用地方保护来对付环境保护。“三个代表”思想大行其道后，环保的腰杆似乎硬了一点。环保是个公益事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代表，应该说需要的人更多，却一直没能切入到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主流圈子里来。这是因为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有了这样的规律：小农意识文化下的民意首先从切身利益开始，即便大道理人人都懂了，自己的行为规范往往是另一套，真正指导个人行为的是个人利益导向的“潜民意”。环保是公益事业不假，但若非起点从自己开始的公益，这积极性和群众基础肯定大打折扣，何况现阶段“民以食为天”的人比“民以天为食”的人要多得多。因此即便按“三个代表”为人民服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也很难动摇。再说了，大利当前，舍私利守公益也“不正常”。因此即便是号称已全面转向公益事业的林业部门，在部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也迫不及待地恢复了野生动物商业利用。尽管随即进行了全国性的打击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绿剑”行动，但从我到广东出差的结果来看，绿剑不是真剑，倒有点像刻舟求剑——目前的这种管理机制和力度永远求不来公益事业的真剑！

　　其实不用回顾国家大事，环保的这种局面从我们搞环保的到底亏不亏也能管窥。去年我们班的同学在大学毕业十年聚会后重新联系上，同学间常常讨论——搞环保到底好不好？这从我自己的工作就能初见端倪：研究真要搞环保，重视是稀罕的。例如我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的是发展研究而非经济增长研究，但中心近10个研究部门里不带“经济”二字的只有我所在的社会发展研究部。对环保的研究如果不是搭经济的车，很难引起领导重视。从这个角度也可以反映出环保目前还只是为主旋律伴奏的和弦。

　　那是不是搞公益事业的部门都成不了气候呢？有一个部门听起来像公益事业，巧的是世界发达国家对环保行业和这个行业的财政投入占GDP的比值相仿，都是3%左右——教育。当年的教育部门也是清水衙门，在地方上比财政、公安这种热岗相去甚远，而现在越是大城市，教育局反而越热门。你想想，别说小孩读书这种家庭工作第一要务，就说流淌在学校下面的乱收费暗流，据说10年来已超过2000亿，肥水呀！自然教育局长的岗位就是肥缺了。今年，教育乱收费与医疗、公安系统行业作风问题一起，被列为全国三大纠风重点。这三个部门呢，不消说，都是好单位。从教育部门的“发迹”不难看出，只要民意真的重视了（今年的调查表明子女教育已与住房、汽车成为我国10万元级消费的三大件），官意也就民心所向了。

　　所以，还是要希望能尽快实现消费者支付意愿的“绿化”。当然，这是一个历史过程。目前，从我国各地环保的状况还是只能看出“先污染后治理”规律的颠扑不破：发达地区环保好、落后地区不想搞。发达地区过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后，例如浙江在建设生态省的规划中已明确指出环境保护也是生产力。当环保被公认为是经济建设的组成部分时，日子就好过了。那落后地区发展经济就没有两全之策了吗？在今年最大的中央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强调“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不仅催生了各种观念的变化，更导引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出现“双赢”——将“循环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手段，即将原本企业贴钱的末端治理整合成俗称“你拉我吃”、“点屎成金”的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循环生产链，这样，“三废”都成了生产原料，治理也就真的成了生产，先进生产力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终于有了统一的机会。因此，环保总局局长在总结2003年全国环保工作时特别强调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必须发展循环经济，只有这样才能把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我而言是只有这样才能使研究环境问题也能像研究经济问题一样受到重视）。与此相呼应的是，岁末之际，绿色GDP统计制度在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联合攻关前终于有了眉目，环保终于眼看着在地方官的考核体系里有了一席之地。调研时我曾听到过这样的玩笑：怎样才能搞好环保呢？环保局要是和组织部私通，这个地方的乌纱帽自然就“绿”了。现在，不用私通了，环保即将合法步入戴帽子掀帽子的地方政治主渠道。

　　应该说，今年这种双管齐下的新策，既利于解决企业的利益问题，也利于解决官员的政绩问题，这是我国环保事业30年来罕见的局面。三十而立，从1973年开始以政府行为搞环保以来，中国环保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经从一个“组“变成了一个正部级机构。当年万里同志建议将环保部门设成像国家计委那样大的部门时曾被传为笑话，现在这个笑话逐渐向实话靠拢了。有一天中国也像日本最近一次“机构改革”一样裁得只有十来个部委时反而将环境厅升格成环境省（部），那时的中国不用说，肯定发达了。

　　2003年的环保事件紧紧围绕利益问题做足了文章，温故而知新，明年的环保形势什么样？如果环保真的给企业和官员都带来了利益，保护的路是不是能走的更远一点？立此存照，来年验之。